王必昆
我觉得人世间最易进的门是农门，最难出的门也是农门。这道农门可真大，围着那么多的村庄，关着那么多的农民。应该说，人类社会先是以农村的形式出现的，一部分先民过早地跳出农门，去找一块好地方修筑城门，用繁华诱惑者农门里的人，却又把农门里的人远远地拒之抛之于城门外，于是就有了城市与农村之分，于是就有了城里人和乡下人之别。这样一来，世界也就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农村，一部分是城市；人类也就分为两种人，一种是农民，一种是市民。城市地盘的不断扩大，市民人数的不断增多，即构成了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历程。
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这是钱钟书《围城》所表达的思想。对于农门，确实门内的人想出来，门外的人不想进去，跳出农门是农民最大的梦想。而要跳出农门，却只有一条泥泞的窄路，那就是读书。城里的孩子读书，有远大的理想，要考名牌大学，要做优秀的人才；农村的孩子读书，不敢有好高骛远的理想，只求考取学校毕业包分配，跳出农门不当农民就行。我是农村长大的孩子，读书时老师问你的理想是什么，我竟茫然的答不上来，也不知自己长大了想当什么，只是隐隐地想绝不捏锄头把当农民。听着其他小学生说要当科学家当画家当医生，我并不羡慕，只是觉得他们没有思想，只是在背诵。
农村人的家庭条件和城里人的家庭条件有天壤之别，农村的教育水平和城里的教育水平更是无法比拟，千千万万农村学生接受的是低等教育，却要和城市学生考同样的试题，再加上读城里中学农村学生的录取线却又定得远远高过城市学生的分数线，这样中国农村的孩子在不同的起跑线上从考初中开始即被城市的学生一拨一拨地抛在身后，直至抛出跑到抛出赛场不再参与竞争。我在村里读完小学后考上了县一中，那年村里仅我一人，全大队三个村子仅有两人考入一中。在这几年才产生一名中学生的村子里，我是幸运的。为了少花钱早工作，我们那时的农村孩子最向往的就是初中毕业后考入中专，三四年后就可以稳稳当当地拿工资。我终于如愿以偿读了中专，之后又进了机关坐办公室。在这几百户人家的村子，我能走出农门，而且还在外县工作，已经足够让我的穷亲戚们骄傲的了，而我也是心满意足好好地珍惜着这个城市户口。
城里的孩子读书，大约理所当然地认为应该读的，父母应该无条件地给自己创造最好的环境读书，最大的压力也许只是被父母逼着做作业。农村的孩子读书，却较早地有了投入产出的观念，父母挣钱省钱借钱供你读书，就像买复合化肥给庄稼施肥、买配合饲料喂猪鸡一样，寄希望的是不要赔了本。所以农村孩子的最大压力往往是拮据的经济，惧怕的是读了多年书考不上中专又回家种田，家里人会认为费了食水还把人养懒了连农民也当不好，自己也觉得抱愧那些花在读书上的血汗钱，最终落得的只是“白白的读”这句比耳光还火辣疼痛的怨言。
如果读书落榜，农村青年要跳出农门就只有去当兵了。但当兵并不是都能走出农门，只有少数几人能考取军校或转成志愿兵从而改变命运。为了挣钱，为了过城市生活，读书不行当兵不成就只有去城里打工，于是大批大批的农村青年纷纷涌向城市，打工仔打工妹打工族等等称呼也就应运而生。但不管在城里挣了多少钱，打工的人明白自己依然是农民，终归不算是跳出农门。一旦真正走出了农门，乡亲们就认为你长了本事，但我却越来越不敢认为自己有了什么本事。望着村里那么多我的同龄人，繁重的农活使他们过早地出现了燥裂的衰老，我不知道把笨重的锄头换成轻巧的钢笔是不是我的幸运。我的父母我的姊妹我的乡亲还在农村，我的季复季年复年生长的庄稼还在农村。我虽出农门却不过是乡亲们放飞的一只风筝，农民这根线永远牵着我，农村这道门永远关着我，我的心永远也走不出如铁的大农门。
（瞿 新摘自《滇池》200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