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天新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随后，全国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新高潮。
同全国的步伐一致，1969年福建莆田县为了做好上山下乡的工作，对本地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进行认真排队，逐个摸底，挨家挨户动员，思想不通的就先迁户口、办手续，甚至用行政手段强制下乡。小学教师李庆霖的儿子李良模也在这种情况下离开父母，到离县城几十里外的贫困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按当时的政策规定，知青下乡后，第一年的口粮和生活费由政府发给，口粮每月36斤，生活费每月8元。然而好景不长，仅发了11个月就停了。知青们一年到头在山区劳动，不仅没有一分钱的分手收入，每年还要贴补好几个月的高价粮，日子才能混过去。加上城乡生活存在一定的差别，城里来的知青在农村生活一时不大习惯，势必带来许多具体困难。
作为知青家长的李庆霖，对自己孩子面临的困难，一时难以解决，其心情可想而知。几年过去了，李良模的处境一直没有改变，而且越来越严重。出于无奈，李庆霖走上了漫长而曲折的上访之路。
李庆霖先到儿子下乡的荻芦公社，向公社党委反映情况，但问题未得到解决。他又去莆田县革命委员会找知青工作的主管单位“四个面向办公室”反映，仍然毫无结果。最后，他抱着一丝希望来到莆田地区民事组，将自己儿子的困难以及自己向县、公社反映问题的过程一并做了汇报，地区民事组答应同有关部门联系。李庆霖满怀希望在家等待，可结果还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几次上访未果，李庆霖决定斗胆上书“告御状”。1972年12月20日，趁学校放假，李庆霖躲在家里，关起门来，显得十分神秘。他怕连累无辜，也怕走漏风声。由于事先有充分的准备，李庆霖花了两个多钟头，一口气写下了2000多字。信写好后，他又反复推敲，删去一些自己不太有把握的内容，决定多说说自己孩子下乡的实际情况，只捎带一下干部“走后门”把子女调回城的“阴暗面”，发泄一点自己心中的不平，并用稿纸抄正，毅然将信发出。
在“文化大革命”中做出这样的事需要极大的勇气，正如李庆霖所说的那样，说出心里话后虽感到短暂的轻松，但走出邮局大门看到满街的大字报，自己的心情又沉甸甸起来，然而，覆水难收，是凶是吉，只得听天由命了。
1973年4月2日下午毛泽东收到了李庆霖的来信。在阅读来信的过程中，毛泽东的情绪从平静到激动，又从激动到酸楚。尽管信中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再表示肯定，但其中仍有不少怨气。“可怜天下父母心” 毛泽东理解李庆霖的苦衷，理解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爱心，只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才斗胆告“御状”；而且他说的是真话，是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毛泽东毅然提笔给这个普通小学教员写了回信：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1973.4.25
当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镇初、高中毕业生的出路和城市就业压力问题，但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它被赋予浓厚的“反修防修”色彩，并迅速演变成一场规模巨大的畸形政治运动。片面强调“接受教育”，深化体力劳动，忽视文化知识的学习；安置上实行一刀切，给国家财政、知青本人和接受知青的乡村都带来许多实际困难；管理上采取行政手段和军事化管理，造成知青人身权利受到不同程度的侵犯；盲目追求自给自足，令许多年少且生活不能自理的知识青年生活艰难··· ···这些自运动一开始就埋下的隐患，必然会造成不良的后果。由于“左”倾思想泛滥、政治民主制度不正常、缺少畅通的反映渠道，更使得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难怪，李庆霖反映的情况让毛泽东震惊，令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忧虑。
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后，各地有关迫害、殴打、奸污知识青年的案件相继被揭露出来，并陆续反映到中国最高层。最先被揭露出来的恶性案件，是黑龙江建设兵团第2师16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两人合伙奸污和猥亵几十名女知青的罪行。对此，不轻易发火的周恩来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愤怒地说：“这不是我们的团长，这是林彪的团长！公安部要派人去，不要手软，不要畏畏缩缩，要大胆管。”叶剑英元帅也拍案而起：“要‘杀一儆百，杀一儆千’！”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期间，新华社云南分社记者又披露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4师18团严重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事件。据统计，该团曾被捆绑吊打的知识青年有上百人，刑罚有背扁担、踩杠子、钢筋绞、夏秋烤太阳、冬天浇冷水等多达29种，甚至在李庆霖告“御状”之后，类似行为仍在继续；被某连指导员奸污、调戏、猥亵的女青年达15名之多，其中2人被迫自杀未遂··· ···闻知这些触目惊心的事件，中央领导人异常震惊，周恩来当即指示：“此等法西斯行为，非立即处理不可。请中组部、总政、国务院政工组、农林部、公安部各派一位得力同志飞往昆明，请省委、革委会、军区政治部派一调查小组一并前往现场调查，容许找群众分开谈话，容许控诉。只要18团被控事件属实，应请省委、军区立即派人主持，首先将这几个团部负责人停职交代，并开群众大会宣布此事，组长应由省委指定一位负责同志担任，中央部门去的同志可选一人任副组长。一切调查和报告，均先在省委做出决定后执行。省委、军区要负责保护这些受摧残的知识青年。”
一石激起千重浪，各地迫害知青的案件随之进一步得到揭露。看到各地上报的材料中，摧残、迫害、奸淫知识青年的案件不仅情节恶劣，甚至令人发指，许多中央领导人都纷纷表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于是，正义之剑高高举起，国务院、中央军委以(1973)104号文件首开杀戒，将合伙奸污、猥亵女知青数十人的原黑龙江建设兵团16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接着，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签署命令，批准判处云南建设兵团所属单位的强奸犯蒋小山、张国良死刑··· ···严惩摧残、迫害知青的犯罪分子的举动在全国展开。与此同时，各地亦就李庆霖信中反映的“走后门”、贪污挪用知青安置经费及建房材料等行为进行了查处。总之，“告御状”事件的发生，使上山下乡运动中长期存在的具体问题得到缓解，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知识青年的人身权利，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
李庆霖告“御状”之后，由于毛泽东的关注，党中央、国务院开始着手考虑纠正这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各级政府都不敢等闲视之。1973年4月29日晚，在中央领导人会议上，周恩来严厉批评：“中央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机构，怎能搞在计委劳动局下面的一个小组？这么几个人，怎么能搞好工作？这个机构要加强，要适应工作发展的需要。”
随后，国务院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吸收李庆霖为领导小组成员，并要求各省、地、市、县也成立相应的办事机构，同时，放宽上山下乡的具体规定，使知识青年插队有更大的选择，并采取措施改善下乡知识青年的生活。
可以说，此后一系列的政策调整，成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转折。首先，根据周恩来等人的提议，决定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只作为一项工作对待，不再搞运动。虽然从理论上还在坚持“大方向”，但实际上已从根本上动摇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根基（这在“左”倾思潮泛滥的年代显得尤其难能可贵）。其次，对知识青年的去向做出新的构想，安排一定数量的专项指标从下乡知识青年中招工、招生、征兵和提干，力求做到有上有下，有去有回，进入良性循环，这实际上已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高潮走向终结。
（孟立新摘自《纵横》200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