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乾
那年，我刚上师范。
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酒在玻璃黑板上，我一笔一画地在上面临摹着正楷。忽然，我看见一只很大的蚊子停在黑板上，我举起手猛地拍了下去。
“啪！”蚊子被打死了；"咔嚓”一声，数道裂纹在黑板上闪电般炸开，放射状通向四方——黑板碎了！来自农村的我忽略了这黑板和我们那儿的不一样：黑板是玻璃的！听说这种黑板280元钱一块，我吓傻了！家里为了供我念书已债台高筑，父亲的脚踏遍了所有亲戚家的门，遭受的尴尬和冷遇难以尽述。这280元，在我家那儿可是一亩苞米地全年的收入，一个人全年的口粮呀！我连悔带急，哭了。
当时，教室里除了我只有两个人——思和广。我无助的眼泪和断断续续伤心的诉说，换取了他俩极大的同情。他俩表示，承认还是隐瞒，让我自己拿主意，反正他们就当不知道。而我决意要隐瞒了。贫穷，使我丧失了承担的勇气。
“黑板是谁弄碎的？”班长的眼睛鹰一样扫过每个同学的面孔。那时，恰逢班主任肖老师出外观摩学习，班内事务均交给班长负责。调查询问、单独谈话、缩小范围、锁定目标··· ···班长铆足了劲儿，想查个水落石出。但“一问三不知，神仙也没辙”，班长也无可奈何。
班长着急上火，我倒没放在心上，可是任课老师一来，在黑板前总是一脸惊诧，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班的黑板怎么碎了？谁弄的？”我就在一片杂乱的“不知道”声中把头深深地理起来。老师们有时给一句善意的指导：“买块新的换上吧！”有时给一句评价：“这学生！”这些话像针一样刺在我的心上，我不想让大家替我背黑锅，更不想让老师因此看低了我们班。可是··· ···良知被贫穷压得抬不起头来，但它却不饶恕我的心灵。在无边的煎熬中，我一次次拾起头来，那些裂缝是那么醒目，那么刺眼！
第三天，肖老师回来了。班长把包括思、广和我在内的5个怀疑对象的名单交给了他。内心已饱受煎熬的我不知能否再次承受来自老师的“狂轰滥炸”，可是肖老师看了看名单，一句话也没说就出去了。
“还是向肖老师坦白了吧。”我思量了半天，一步步地蹭到肖老师的办公室前。思想在剧烈斗争：现在才承认，同学们会怎么看我？钱又从哪里来？正当我犹豫不决时，肖老师出来了。“有事吗？”“没，没事！”我低着头，转身跑开了。我想，我当时的表情一定很惊慌，一定瞒不过肖老师那双敏锐的眼睛。
那晚，我一夜未睡，脑海中不停地翻腾弄钱的办法，其中不乏罪恶的念头。
第二天，我们班召开了班会。肖老师看着我们，一字一顿地说：“关于黑板的事，不再追究了。”同学们睁着疑惑的眼睛，肖老师接着说：“不管是谁弄坏的，我想他肯定不是故意的。再说，我也有责任，我没有告诉大家这黑板不太结实一股暖流从我的心底涌上眼角，我拼命抑制着欲夺眶而出的眼泪。“但黑板碎了，我们得赔！”教室里出奇的静，针掉在地上肯定听得见。“这钱我来掏！”肖老师说。“不行，不行！”教室里顿时沸腾了。“我来赔！”"我来赔！”许多同学站立起来。肖老师用手示意“坐下，坐下！你们刚入学，经济都有负担，而且大都来自农村，农付的情况我了解。这样吧，如果你们觉得不好，等毕业后持了钱再还我。”说到最后一句，肖老师爽朗地笑了，似乎还有意看了我一眼，我觉得那最后一句分明是对我说的。
肖老师以理解和宽容平息了黑板事件，征服了我们每个人的心。3年中，我们班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眨眼间毕业了，同学们沉浸在离别的伤感中。黯然中，我的心头却有一片暖色：我终于可以偿还3年的心债了！
当我领了第一笔薪水，兴冲冲地回到学校时，肖老师却调到外市去了。他临走时托别的老师给我留下了一封信，信中说：他知道我一定会回来还钱，钱不用还了，就用它做我认为有用的事吧。我捧着信，不禁泪流满面。世上有一种恩情，不求报答、也无法报答！
我买了两块玻璃黑板，换下了我从教的那个山村小学的两块粗糙的木制黑板，并把黑板的故事讲给了我的学生。已为人师的我常常在想：当年，如果肖老师换了另一种做法，今天的我又会是什么样呢？
肖老师也许不知道，他当年的理解与宽容，给我年少的心灵以多么大的震撼，也给我以后的生命增添了多少值得回味和珍惜的东西，他让我时时铭记：给予宽容，是一种多么伟大而又弥足珍贵的力量！
（吴德宝摘自《现代女报》2003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