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也
上初中时，我虽然很聪明，可成绩却惨不忍睹，经常逃学，同一群和我一样的孩子四处游荡，打个小架，闯个小祸，并以此为荣。
那年中考，我们的考场被安排在县城的一所中学。为了让我安心考试，妈妈给了我25元零花钱以备急用。第一次可以在城里呆上3天，身上还揣着平生最大的一笔零花钱，我简直乐坏了。在考试的间隙里，别人忙着复习做最后一搏，我却忙着盘算怎样痛痛快快地花掉那25元钱。自然，那年我考得一塌糊涂！
没考上高中，家里也没钱让我读“高价”，于是我随一位表叔到厦门打工。就这样，刚跨出校园的我，成了一个建筑工地上年纪最小的民工。
到厦门3个月后的一个下午，我和工友在三楼粉刷外墙。当我从这边的脚手架上到另一个脚手架时，一不小心脚底踩空。我吓得魂飞魄散，意识里一片混沌，只觉得身子猛地往下掉。我本能地挥舞着双手，恰好右手臂碰到一根横木，便不顾一切地搂了过去。惯性却让我继续坠落，胳膊紧贴着横木直往下滑，直滑到最末端才用五指死死地钩住。横木上满是坚硬粗糙的混凝土，还挂有几截铁丝头，我右手臂上的皮被刮去了大半，露出红红的血肉。
等工友手忙脚乱地把我从半空中解救下来，我才感觉到一阵钻心的疼痛，身上湿漉漉的全是冷汗。
因为手臂上的伤，我干不了活了，只得回老家。走前的那个下午，表叔陪我去找包工头要工资。算过工资，表叔向包工头赔着笑脸说：“看医生时他这伤花了些钱，能不能给补些医药费？”包工头阴沉着脸，连连摆手：“怎么可能？历来都没这规矩！”
表叔不停地搓着双手，不知该说什么才好，许久才低着声音说：“他是干活时受的伤，报上说了，像这种情况，按《劳动法》包工头该给些医药费的。包工头鄙夷地斜了我一眼，重重地敲着桌上一张报纸冷笑道：“报纸上说——你们认得报上几个字？两个乡巴佬也跑来和我讲法律，滚出去！”
瞬时，一股热血涌上我的脑门，鼓鼓地涨得难受。我捏紧了拳头，愤怒地盯着包工头肥胖的脸，恨不得一拳打得他鼻青脸肿。
记不得那天是怎么走出包工头的办公室的，惟一的印象是，回到工棚里我的泪水就流了下来。我背向表叔面朝墙站着，不愿他看到我脸上的泪水。表叔轻轻走到我身旁，用他布满老茧的手来擦我的眼泪，叹着气说：“二娃子别哭了，出门干活总免不了受些气。”话还没说完，他深陷的眼窝里也涌出两行清泪。
那晚，我躺在工棚里，听着工地围墙外都市喧嚣的声响，想着那年25元的零花钱，想着刚离我而去的校园，想着此刻正在教室里上晚自习的同学，想着白天包工头脸上鄙夷的笑··· ···
漫漫长夜，我就这样在黑暗中睁着双眼望着棚顶，心里涌着凄凉，默默地流泪。
第二年开春，我坐在了复读班的教室里。因为落下的课程太多，在复读的那些日子里，我从未在凌晨两点之前入睡过。5个月后，我再一次走进了中考的考场。当手抱考卷的监考老师走进考场时，我脑子里闪现的不是单词，不是公式，而是5个月里用坏的那3只台灯灯泡那一刻，我瘦削的脸上写满了自信。
一切如我所愿，我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上县里最好的一中。在那所省级重点高中我又连续拿了11次年级第一。
3年后的初秋，我第二次来到了厦门，带着一张厦门大学法律系的录取通知书··· ···
如今，每一次路过174医院，我总禁不住望向它背后那座18层的大厦，许多年前它还只是一片工地，那里曾发生的一些事早已为人们所淡忘了，可是它却彻底地改变了我的命运，同时也在我右手臂上印下一道永远抹不去的伤疤。因为这道长20多厘米面目狰狞的伤疤，从16岁那年起，我就再没穿过一件短袖上衣。但我心里没有一丝怨尤，有的只是感激。
我相信，那伤疤是上帝对那个懵懂无知的少年的管教，有着恩典的隐意——就像太阳对生命的炙烤，那不是毁坏，而是拯救，只为让它积蓄更多的力量。
（马 俊摘自《中国青年》200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