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忠
不少书刊和报纸介绍过土家族的吊脚楼，其实我就是一个土家人，就是在吊脚楼里一点一点长大的。关于它的介绍，大多都只介绍了诸多好处，比如上层干燥、防潮、通风，是人们的居室；下层可以作为牲口、家畜的圈栏，也可以堆放杂物。但事实上、凡事都有利弊，由于吊脚楼基本上是木制的，而人们生火做饭、烧火取暖都是在吊脚楼里面，所以住吊脚楼最大的危险便是容易着火，一旦着了火又是难以扑灭的，往往要弄得人们没有了安身的地方。
在老家山区，即使小学也是几个村子才有一所。我和郜盛来自相隔很远的两个村子，我俩的家里都很穷困，每学期都是要拖到期末才能交齐学费。也许是“同穷相怜”吧，从一年级起，我们就成了最好的朋友；另一方面，也许我们是班里最爱学习、学得最好的两个。
郜盛家的吊脚楼是三年级那个秋天的一个傍晚烧掉的，据说是做饭时灶膛里的火苗窜出来引燃了屋脚的一堆柴火··· ···尽管家毁物空了，但第二天早上，好学的郜盛还是红肿着眼睛，一脸憔悴和伤感地来到了学校（我不知道他怎么就抢出了书包）。他只把他家的灾难告诉了我，但是我告诉了班主任老师，班主任又告诉了全班同学：“··· ···郜盛家被烧了··· ···我们是不是该帮助他呀··· ···回家与爸爸妈妈商量一下，有粮食的帮他一点粮食，有钱的帮他一点钱，有木料的帮他一点木料··· ···”
一下课，同学们就关切而热情地围着他安慰并慷慨解囊：“我给你带一元钱”、“我给你背一袋玉米”、“我叫我哥给你扛一根水杉木”··· ···可是，可是我呢，像一个与他最不要好的同学，我只是默默地站在同学们的后面，不知道该帮他一点什么。
不但要帮助，而且还要比别的同学帮得更多才是啊，我可是他最好的朋友呀！但是，我知道家里实在是拿不出什么，粮食嘛，我家已经吃了几个月的土豆了，我总不至于给他背一筐土豆吧；木料什么的，因为爸爸是从外地来落户的，我家根本就没有自留山，也就没有树木；而钱，我连想都不敢想，压根儿也想不到，因为这学期的学费我还一分没交哩。
我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把郜盛家的不幸说给爸妈听后，除了唉声叹气，爸妈也想不出一个合适的主意，尽管他们本身的确并不吝啬，尽管他们也有着所有山里人都有的好心肠。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突然间，我的脑际闪现出了一个引人的亮点：还是几个月前，我曾偶然看见爸爸将采了将近一个月的蕨苔（一种野生药材）卖到收购站所得的两元钱，夹在了床头柜抽屉里的那个红壳笔记本里，不知现在还在吗？
大约半夜光景，听见父母的鼾声后，我悄无声息地拉开了抽屉摸到了那个本子：硬硬的、平平展展的那张两元的人民币还在！没有多想，按捺住喜悦的心情，我将钱小心翼翼地夹进了我书包里的语文课本。
当我把钱交到郜盛手里时，他的眼睛里有晶莹的泪花在放光，而我自己，正迎接着其他同学投来的钦佩和赞许的目光。
当然，可以想象，那天下午我是怎样忐忑不安地走进家门的，但出乎意料的是，爸妈却平静如常，只是偶尔哀怨而爱怜地望我一眼。“也许，他们还不知道吧？”我想。本来我也想告诉他们的，但又实在怕母亲严厉的责骂、更怕父亲用力的鞭打。两元钱，在那个年代，在我们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忠忠，你是一个懂事的娃。其实你不能帮郜盛，我们心里也不安啊。我们晓得你为什么会这样做，可是··· ···”吃饭的时候，这是母亲把一碗土豆端给我时，很和气很关爱地对我说。
“可是，那两块钱是我们攒下来买猪崽用的呀。要是不买猪崽喂，明年不卖猪，别说你明年的学费，就连家里吃盐、点油灯也没钱。其实，我昨晚也想过那两元钱，但我终于还是没有拿给你。既然你已经拿去给他了，我们自己就再说吧。”这是父亲在对我说，同样没有责怪的意思，只是道出了实情。
那又是一个难以入眠的晚上：是的，我们家每年不就是靠养猪卖一点钱吗，要是没猪养了没猪卖了，一点钱也收入不到，我们家该怎么办··· ···哦，不行，看来我得把钱要回来。这样吧，星期天，我把父亲叫上去给郜盛家干活、出力，去尽一份帮忙的心意。
上课时，我低声细语地把这两元钱的情况告诉了同桌的郜盛。尽管他也知道这两元钱对他家当时的处境有多么重要，但是第一节课一下，他就急急忙忙请假回去取这两元钱。当第四节课他气喘吁吁赶进教室时，却是一脸的无奈、难堪和歉疚：“我爸一大早就带着钱，到镇上买锅碗去了··· ···”
我该说什么好呢？
回到家里，爸妈见我一声不吭没精打采，就安慰我说：“不要愁眉苦脸的，我们也许能赊一口猪崽来喂的，你把钱给郜盛是对的。”他们其实不知道我向郜盛索钱的事情。
那天晚上，郜盛和他爸在天已黑尽走了几里崎岖不平的山间夜路找到我家。“··· ···你们和你们的娃心肠真是太好了，我的孩子太不懂事，怎么能够要你们家买猪仔的钱呢？都是穷人，知道找钱有多难。你们的娃将来准有出息··· ···唉，只是这钱已经用了，叫我们怎么办呢··· ···山那边我们有个远房亲戚家里是养母猪的，下次他家的母猪生崽了，我去求他给我送两只，我给你们家抱来，啊？”他爸淳朴而憨厚地对我们说道。
在远亲近邻的热心帮助和大力救济下，郜盛家简陋的木棚很快搭起来了，日子又安顿下来了；郜盛的心情也正常了许多，学习也恢复了原来的刻苦和认真；我们的友情，更是纯真而深厚地发展着。
三个月后，他爸果真从他家远房亲戚那里给我家抱来了两只猪崽，我爸高兴得不行，似乎一看见猪崽就看见了来年的日子，两只手抚摸着我和郜盛的头，直对他爸说着感激的话。由于他家无圈栏养猪，也没有牛羊，所以放学以后郜盛要闲些，他就与我一道给我家割猪草。猪在一天天地长大，到第二年春天，已经又肥又壮了，爸便把两头猪一并在镇上卖了。自然而然，我家和郜盛家有盐吃了，有油灯点了，重要的是，我和郜盛都有上学的学费了。
许多年过去了，郜盛家早已搬进了新盖的吊脚楼，我们两家的生活都有了极大的改善和提高，我和郜盛由于勤学苦读，也都考上大学走出了大山。生命的历程和机遇也许不尽相同，但是，儿时那份纯真，充溢那两元钱的情谊，一直都在天各一方的我俩之间延续着、传递着。
（柯增庆摘自《中华散文》200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