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英友
母亲出嫁那天，外公家里非常热闹，来了很多喝喜酒的乡亲，个个都是喜眉笑颜的。可是身为喜东家的外公却眉头紧锁，高兴不起来。原来婚礼上缺了一角，谁？掌礼柜的。
那年月，乡下读书人少，想找一个拿得起笔的人还真是不容易。外公一个月前就请下了村小学校长，到时候过来帮忙掌礼单，没料想，就在前一天，校长突然进县城开会去了。外公的心也就跟着悬了起来：校长第二天若是回不来怎么办？
天近响午了，校长还真是没回来。礼轻情义重，乡亲们看重的是礼尚往来，没个掌礼柜的怎么成？外公心急如焚，在院子里直兜圈子。就在这时，院外来了个要饭的。
要饭的身体瘦弱单薄，穿得倒干净利落。来到院门口，他放下手中的半袋粮食，弯腰从袋子里取出笔墨，吹了吹门壁上的灰尘，蘸足了墨汁，刷刷刷，在墙上题了一首诗。
乡下行乞的花样百出，耍猴的，卖艺的，唱戏的··· ···有什么能耐使什么能耐，这在墙上题诗也是能耐，外公看得多了。可就在外公抓把米打发这行气者的时候，一扭脸，他看到了墙上的字。外公不识字，诗的意思他不知道，但那字笔力遒劲，乌黑泛亮，一看就是好字。外公顿时有了主意：他要请要饭的先生掌礼柜。
外公客气地把先生让进屋，倒茶让座，以礼相待。先生受宠若惊，拘谨地坐在那里不知道如何是好。待外公说出请求后，先生慌忙站起，摇头说：“不成不成，我一个穷要饭的··· ···”
外公拉下脸说：“先生是读书人，又有一手好字，莫非看不上我这土门土户的人家？”
先生的脸腾地红了起来，他见外公诚意相邀，不再推辞，点头同意了。随后，外公便在小院的一角摆上一桌一椅，取出礼单，又将一只带拉链的黑包交给先生。先生往那儿一坐，这“礼柜”就算设定了。
再说乡亲们怀里揣着礼包早已等得心急。见礼柜摆上了呼啦围了上来，纷纷掏出礼包往先生手上送。先生不慌不忙先收礼，装入黑包，问清姓名后，再落笔写字。一份接一份有条不紊。外公在旁边照应一会儿，就忙其他的去了。
这会儿已是正响午，到了饭时，外公一声令下，大家全忙活起来。自家帮忙的，端盘子、拿酒、盛饭··· ···谁都不闲着。喝喜酒的乡邻呢，也忙，忙着吃。
好不容易，看到乡亲们嘴上冒油，吃饱喝足了，外公总算喘了口气。接下来轮到自家帮忙的吃了，饭菜上桌，外公刚要伸筷子，猛地想起，把一个人给忘了。
外公慌忙来院子里，往礼柜上一瞧，先生竟不在，房前屋后转了一圈，也没见着。外公拉开礼柜的抽屉，礼单在，可那只装钱的黑包却不见了。外公的心里“咯噔”一下，先生去了哪儿呢？这时，一位堂弟来到外公跟前，听外公如此一说，堂弟失声大叫起来：“哥！你还愣着干吗？这不明摆着吗，那穷要饭的携钱逃走了。”
一声惊呼，大家伙都围拢了过来，一个个面面相觑，刚才只顾着吃，谁也没留意要饭的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快，你们还傻站着干吗？还不分头去追呀！”堂弟朝几个侄子呵斥道，侄子们这才慌张地跑了出去。
“哥，你好糊涂，怎能让一个穷要饭的掌礼柜呢？”堂弟埋怨说。
“不，不会的，先生是读书人。”外公无力地辩解。
“可他是个穷要饭的，还会嫌钱扎手？”
哥俩这会儿无论说什么都无济于事了，愁眉苦脸地抽起闷烟来。半个时辰后，跑出去的侄子们相继回来了。看他们沮丧的样子就知道是个什么结果。喜庆的场面顿时沉寂下来，大家的心里都沉甸甸的，黑包里少说也有好几百元钱，抵得上一年的收成啊！心思最重的当然是外公，饭也吃不下，一个劲地摇头叹气。沉闷中不知过了多久，院外突然有人高喊：“要饭的回来了！”
人们的精神顿时一振，蜂拥到院外一看，先生还真的回来了。手里拎着空布袋，腋下夹着黑包，快到门口了。外公迎上前，脸上挤出一丝笑容说：“大家正等着先生回来吃饭呢。”先生望了望大家，扬了扬手里的布袋说：“趁大家伙吃饭的空，我到镇上把粮食给卖了。”随后跟着外公进屋吃饭去了。
一场虚惊，大家的脸上很快又恢复了笑容。饭后不久，母亲在鞭炮声中走出了外公家门。乡邻们也跟着相继离开。差不多时，先生把外公叫到礼柜旁，将黑包交到外公手上，让外公清点，合计365元。外公接过黑包，脸上乐开了花。接着先生起身告辞，外公心存感激，送先生走出老远。
一晃就是二十年。暑假里，我到外公家玩，正赶上外公在家翻橱倒柜，不知道找什么东西，我站在旁边一眼发现了睡在箱底、当年母亲出嫁时的那本礼单，便拿起来一页页地翻看，边翻边乐：“嗬，这礼可真够大的！三元，二元，哇！还有一元五角呢。”外公说：“你笑什么，那时的三块钱抵得上如今的三百块，那时的钱值钱。”我没有理会外公，接着往后翻，突然我大叫起来：“外公，这儿还真有份大礼呢，刘仁勤，伍元。”“尽瞎说，我记得，最大的礼是你舅公投的，四块。”“外公，你自己看看吧，这最后一笔，明明写着：刘仁勤，伍元。”外公接过礼单，痴呆呆地瞅着，瞅着瞅着，双眼噙满了泪水。“外公，你…你这是怎么啦？”
“我想起来了，刘仁勤就是那个要饭的先生，那天他去镇上卖粮食，原来是为了投份礼呀··· ···”
（郭 昕摘自《故事家》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