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台
“说媳妇”，不是“议论”媳妇，而是指由媒婆牵线，大人做主，给孩子订一门亲。这个词，现在的年轻人听起来，可能已经很陌生了，但在我们小的时候，还时兴，虽然已经开始吹“自由恋爱”的风，“说媳妇”的根基已经开始摇动，却还没有完全根除。这个新旧交替的时期正好让我赶上了。
因为不提倡“自由恋爱”，没当事人多少事儿，所以“说媳妇”的时候，我大约才两三岁。这个年龄不确切，因为人说三岁就有记忆了，而我却全无记忆，只是从大人们后来的说笑中断断续续知道的，所以我猜大约也就两三岁。两三岁就“说媳妇”，未免早了点儿，但和“指腹为婚”比起来，还不算太早，再说，这也不能怪我，因为不是我自己决定的。
给我“说”的媳妇是本村的，名儿挺好听，叫春梅，人也长得好，在村里是拔尖儿的，想“说”的人家儿多了，我的父母也垂涎，念念叨叨，说能说上这么个媳妇就好了。但是，他们却只“议论”，并不行动，所以只是个“话儿”，不是“事儿”。为什么呢？因为我属鸡，而春梅属狗，属相不合。有句老话叫“鸡飞狗跳墙”，是说家里乱得没法儿说了，鸡才乱飞，狗才跳墙，是一副逃散的景象。所以，鸡狗属相是不能做夫妻的。
但这是“理”，“情”上，两家大人却都有点不忍割舍，所以并不真的“订”，却还要不时“说”。两个孩子碰在一起了，大人人们就要逗，给男孩子——就是我——说：“那是你的媳妇，快去把她的手拉住，拉到你们在家里去”。我便很服从命令听指挥地去拉。不记得当时是什么心情，但猜起来，大约是高兴的，要是不高兴，孩子是不会做勉强的事情。有时候，春梅高兴，就让我拉；有时候不高兴，我想拉她也不让。但不论拉得上拉不上，大人们看到小把戏了，所以他们总是高兴的，要哈哈大笑一番。
据大人们说，我对这个“媳妇”似乎还很痴心，偶尔家里吃顿好的，还要个知羞地嘱咐一声：“给我媳妇留一点。”墙外有脚步声，也侧着耳朵听一听，说：“怕是找媳妇来了？”这些都成了我的把柄，不时被大人们当笑料拿出来抖搂一番，大家开开心。
春梅那边，当然也不会被放过，不但有人要怂恿她拉“女婿”的手，还要让她认“公公”、“婆婆”。一次，她在田边用小手指抠“辣辣”（根可食，味香辣，孩子们常挖来吃)，地硬，她抠不动，正好我父亲从旁过，她话都说不大清地叫起来：“奔奔（公公)，给涅(我)挖辣辣来。”这话儿便成了经典的开心果，只要有我们两家的人，无论大人小孩，都会有人学说：“奔奔，给涅挖辣辣来！”每说一次，都会引起一串笑声。这话儿我上中学时还有人记得，还有当笑话说的，可见流传之久。
当然，这个“媳妇”后来成了别人的媳妇，我也有了不叫春梅的媳妇，但这段“史”却一直留在记忆中。
事实上，这里所说的“第一次被称赞”并不准确，确切地讲，应该是“我所记得的第一次被称赞”。在这之前，比如我们现在称赞襁褓中的孩子“心疼”、“可爱”之类，一般孩子都得到过，但能记得的大约并不多。
我记得的这次称赞，大约也就是在我三四岁的时候。确切年龄记不得，能记得的就是我那时也就大人们的腿那么高。
当时，我正在院子里玩，看见爷爷从房里出来了，趿着鞋，走了几步，提起一只脚想把鞋穿好，不想年龄大了，没站稳，趔趄了一下，提起的脚又着了地，还差点摔倒。等他站稳，第二次提脚再穿时，我跑了过去，用头顶住他提起的那条腿，以防止他再趣趄，以便把鞋穿好。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不想爷爷竟受了大感动，立时将我抱起来，用胡茬子蹭我的脸，还在我背上拍了又拍，直夸我“乖”。奶奶出来了，爷爷高兴地告诉奶奶，夸我，“乖得很！”“是个好的！”“将来一定是个孝子！”他连说了几遍，说得喜形于色。晚上，妈妈也满脸是喜地问我，是不是今天扶爷爷穿鞋了？原来她也知道了我的“事迹”。以后，爷爷还多次给村里人夸，真仿佛是什么大事似的。
说实在话，我那时觉得爷爷有点小题大作，那么小的一点事，值得那么大肆宣扬吗？说我“是个好的！”我听了当然也挺高兴，但说我“将来一定是个孝子！”我就有点惶恐。我那时连“孝子”是干什么的都弄不清，怎么能成为一个连自己都不清楚的什么呢？这话开始时还真的给了我一定的压力，我担心要有人问“你准备怎么成为孝子？”那就糟了，我可是什么都不知道！然而，却并没有人来考问我，于是，也就渐渐地没那么紧张了，剩下的便只有得了称赞的高兴，并且，在我以后的行为中，似乎都发生着影响。因为这次经验使我知道了，帮助人是好事，哪怕很小很小，也会使人高兴，会得到称赞，而得了称赞，自己也很高兴。这似乎是一个良性循环，在不知不觉中，把人往“好”的方面引导了。
这件事那么小，却能使人数十年不忘，爷爷是农民，当然没学过教育学，但他的一点偏爱却让一个孩子一直记着，甚至影响了他的一生，倒是很值得想想的。
时代确实是进步了。以进步后的眼光回一下头，身后的风光也是很有趣味的。
那是大约1958年前后的事，宁夏西海固来了许多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人，有男人，也有女人。有男人不奇怪，有女人事儿就多了。我那时刚好到海原县城里上初中，赶上了一件挺有趣的“事”儿。
“事”其实很简单，一位外地来的女同志，见天儿热，就把从大城市里带来的裙子穿出来了，这事儿在她也可能觉得很平常，但她却没想到这是在哪儿。那时的西海固人不要说穿裙子，见都没见过。农村里的女同志，穿长腿裤子还要把裤腿儿扎起来，不扎起来，据说会煽起火，老天爷就不下雨了(看来女同志挺厉害)。县城里的人当然不一定相信“雨”的事，但对裙子却也觉得十分新奇。“裙子”一出现，县城里仿佛来了外星人，满街的人都有了共同的目标。大人们比较的有涵养，心里虽奇，但能忍住，只站定了远远地观看；小孩子们却没那股“忍”劲，满街道追着看，还笑、叫、拍着手儿跳；更有几个顽皮的家伙；紧跑几步；赶到“裙子”前面；伏在道边从下往上探看；想发现点什么。这有个缘故，那时西海固人特穷；一般人都只有一条裤子，没有裤衩一说；要穿长裤子当然就不用担心让人看到什么，但这么宽大的裙子；那是可以“看”的。所以；那些小家伙伏地而观；也是有来由的。
这种阵势，除非瞎子、聋子，正常的人谁能承受得了。于是，“裙子”落荒而逃，硬是叫这些“土八路”给看败了。
从此，断了裙子的路。近20年时间，海原县没有人再敢穿裙子，连那些在这里扎根的北京、上海人也不敢。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四人帮”被打倒了，才又有了蠢蠢欲动的人。有位女同志出差去北京，大约看北京人穿裙子眼热，也买了条裙子穿着过了一下瘾。她可能觉得这事很有纪念意义，特地着裙照了张相，准备拿回来秘密保存着，作为永久的纪念，却没忍住又拿给要好的朋友去看，于是朋友也就“没忍住”说给别人听了。一传十，十传百，弄得全县城都知道了。
裙子又一次成了全县城的新闻。
据见过照片的人说，她穿裙子并不“规范”，是在长裤上面套裙子，有点不伦不类，可见她人虽到了北京，思想却还在西海固，不过这已经难能可贵了。
裙子真正在西海固遍地开花，大约是80年代后期了。那时我已经离开海原多年，是那里的朋友来说的，无意间很随便的一句“咱们那里现在裙子也都普遍了”。我听了半天无话，心里头仿佛结束了一个时代。
（李 明摘自《散文百家》200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