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安英
在很多地方，一个村的大学生所占比例越高，这个村的经济排名便越靠后；一户人家的孩子书读得越“高”，这户人家的经济状况也就越不济。农民承担了巨大的教育成本之后，不仅没有
富起来，反倒生计困顿！
大学毕业后，我来到北京一所中学教书，深切感受到城市基础教育和农村有天壤之别。第一个感觉是，相对来说，城市的孩子幸福多了，但他们有很多青春的烦恼，不觉得幸福；乡下的穷孩子不幸多了，但有书读就是莫大的幸福。
猴年春节回家探亲，走在已经变得有些陌生的田野上，内心颇不平静。路上遇到乡亲，都说“娃娃读书出息了”。是啊，读书似乎读出了那么点“出息”。可回首农村教育，看看我们当时的校舍，现在依然是破旧的危房，摇摇欲坠的，让人寒心。
记得我10多岁上学那会，要走过一段长长的田埂，还要翻过几座山，要小心翼翼地避开山上采石场滚下的大石头。
可就在今天，我的外甥、侄儿们上下学依然要走13年前我上学时的必经之路，走在乡间坑坑洼注的小路上，走在蜿蜓崎岖的山路上，延续着我的漫漫求学路。时至今日,他们依然要躲避山上采石场滚下的大石头，他们也许不知道这有多么的危险。但我回想起来依然后怕，记忆犹新。可我无法改变这个现状，不能为乡亲们和我的小辈们做点什么。
大年二十九，到大嫂家拜年，听她念叨着：学校开学在即，3个孩子2000多元的学杂费还没有着落，这年就简单过了。肉也甭买了，能省出一点就一点吧。
大嫂有3个孩子，最大的孩子军军15岁，读初二；小的萧萧、娇娇读小学四年级。很乖很聪明的孩子，虽然家里穷，可孩子们很争气,在学校成绩都是出类拔萃的。为缴这些孩子的学费，这个年收入不到3000元的家庭已经负债2万多元。为了供孩子们上学，今年又得举债了。这沉重的负担还不止于此，如果军军考上高中，再考大学，那笔费用更是算不清的。3个孩子都那么爱读书，到时候不让他们读，长大后他们又能做什么——难道让他们延续父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老路？
看到这些，想到这些，心头不由涌起一阵酸楚。中国的农村教育一直是和心酸绑在一起的。谁能说不是呢？
过年的喜庆尚未退去，愁容已经爬上了甘肃省民勤县农民赵兴保的脸。再有不到半个月，学校就要开学了，可两个孩子的学费还没有着落。望着因过度劳累而身患严重关节炎的妻子，赵兴保叹了口气说：“没法子，家中的牛羊全卖了，还欠着别人8000多元的债。”
生有一儿两女的赵兴保，为了供3个孩子同时上学，借遍了亲戚朋友，举债1万多元。去年，有着很好美术功底的儿子原本考上了一所大学，可面对巨额的学费只好忍痛放弃，儿子含泪回到家，辍学外出打工一年的小女儿才得以再次回到课堂。“没能力供孩子上学，我们当娘老子的惭愧得很！”和赵兴保一样，为儿女上学，农村妇女朱存莲时常受着内心的煎熬。朱存莲的3个女儿，学习一个比一个好，挣回来的奖状贴了一墙。可她供不起。大女儿只读到初三，便跟人去了新疆摘棉花。二女儿读到初三时，父母本不想让她再读下去，可她哭闹不止，来走亲戚的舅舅实在看不过眼，给了300元，这才有机会回到学校。患气管炎的丈夫只好外出到青海打工，从年头干到年尾，不敢多花一分钱，腊月二十几才到家，拿回了3000元。朱存莲一人挑起所有农活，一年从地里“刨”出2000多元。家里养的大肥猪卖了个不错的价，660元。可所有的收入加起来，也才刚够孩子们一年上学的开支，家中日常生活便捉襟见肘。没有电器的屋中，挂着个10瓦的节能灯管，每个月的电费不过3元钱，基本上是小女儿一做完作业，全家便拉灯睡觉。
在甘肃省民勤县，有一个高中生、一个初中生的农民家庭，收入的百分之六七十缴了学生的学费。土地少一点的人家，这个比例会更高。谁家如果有了孩子上大学，很快就可能变成贫困户。一个农民，年纯收入不过8000元，可3个孩子1年的教育支出至少要6000元。
在甘肃省，农村税费改革后，官方认定的数字是，农民平均减负3成，可农民仍然感到负担不轻。教育支出是“罪魁祸首”。人均纯收入1600多元的农民，绝大多数的支出用在了教育上。到目前，2500万人口的甘肃省，家庭经济困难的适龄儿童少年有130万人之多。甘肃省一位副省长坦言，教育支出已经成为甘肃省农民返贫的第二大因素。
而这种情况绝非甘肃省所独有。教育支出成为不少贫困地区农民心头最大的痛。一位农民说：“分分毛毛的收入都给孩子念书去了，从小学到大学，家里现在没有任何积蓄，所有的收入包括孩子打工的收入现在都全部用于还债。”教育，竟成了农民的心头之痛。这是冷冰冰的事实，这就是广大贫困地区农民关于子女教育的现实窘境。
教育何以会有如此令人揪心之痛，竟成了催生贫困户的主要因素？这是一个让人悲哀的现实。这不仅是农民心头最大的痛，也是每一个关心教育、关心农村的国民心头的大痛。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一而足，有农村教育投入不足、义务教育体制不完善、教育乱收费、社会保障体系缺失等多种原因，还包括我国义务教育体制存在的一些缺陷。我国实行的义务教育，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所谓“义务教育”，不仅应该免除学生的学费，还应该免除杂费，甚至免费提供食宿。但实际上，在农村，学费只有十几块钱，而杂费却有上百元，义务教育免除的几十元学费，对于一个有心让孩子上学的农村困难家庭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拿我侄儿军军来说，这孩子上初二得缴900元学杂费，另外两个弟弟妹妹上四年级，一共要交1000元。近2000元，对于我大哥这样的贫困家庭来说，这是半年多的收入啊，还得一家人不吃不喝。而我知道，在北京的中学，同样是初二，书本加上杂费不过是160元。
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不用说也能想得到，就是乱收费。有报道说，教育乱收费仍然是2004年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教育资源紧缺的农村地区更是充当了乱收费“大户”的角色。中部某地的一个中学开设了托管班。好的老师分配给托管班，差的老师分配给普通班。进“托管班”的学生，缴纳3年1.5万元的“赞助费”，便可享受非普通班级不可比的教学设施和师资。托管班的学生用最好的教室，有的普通班学生甚至被安排到校外去上课。有钱人家的孩子接受好的教育，没钱人家的孩子就无法接受良好教育。农村优质教育资源本来稀缺，收入差距的马太效应却在教育上显现，结果是受教育的不平等。
本来新建的乡村小学、中学都是农民用血汗钱集资建起来的，按道理说，农民的孩子都可以轻松地走进这宽敞、明亮的教室，可以无忧无虑地去读书，然而在一些义务教育学校，“杂费”高涨，并衍化出“世界上的义务教育分两种，一种是收费的义务教育，一种是不收费的义务教育”的高论。因此，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可悲的现象：一方面是农民用自己的血汗钱修建校舍，另一方面是学生害怕高昂的学杂费而不敢踏进学校。
在城市，乱收费的后果是上什么学校的问题；而在农村，后果则是这些孩子还能不能上学的问题。在沉重的学杂费压力下，很多农村孩子在刚读完小学后，就再难以跨进中学。在一个几千人的村子里，已很难看到读到中学毕业的学生。
教育资源分配的极不公平，使许多农村少年儿童“望学兴叹”，以致不得不离开学校，一个又一个乡村孩子通向大学之路就这样被切断了！长此以往，义务教育在一些地方永远是一个画饼。这绝非危言耸听。
这些不得不放弃接受教育的乡村孩子，其年龄一般都处在10~16岁，专家危言：他们将成为21世纪被耽误的一代。
多少年来，“跳龙（农）门”是农民祖祖辈辈的最大心愿，他们教育子女最诚挚的话是：“好好读书，考大学，千万别做农民！”有多少贫苦农民，仅仅因为期望孩子“知识改变命运”，埋下头绷紧筋骨，不知默默地承受了多少沉重的压力。然而，现在教育收费越来越高，随着扩招之后大学生越来越多，就业压力也越来越大。农民认为，儿女反正读大学也找不到工作，还不如出去打工，即便有能力送孩子读书也不愿意送了，而且孩子自己也在社会风气的影响下不愿意读书。所以在农村，子女愿意读书的家庭背负的不仅是现在高昂的学费，还有考大学、毕业、找工作等太多太多他们所不能承受的压力。
基于人人平等的信念，公平是永恒的话题。“起点的公平”，那就是人们受教育的权利。当我们看到两个分别来自农村和城市的孩子站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说，农村的孩子，本来就输在起点上。借用《中国青年报》评论编辑李方的话说，这种（教育不平等的）伤害已经在物质上造成了，而物质上的伤害，必然深入心灵层面，从而造成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鸿沟。
我们不能想象，当这些生在农村的孩子们在被人遗忘的角落里无法接受到立身之本的现代教育，那谁来为“三农问题”破题，推进城市化进程从何谈起？农村教育之痛，说到底乃是民族教育之痛。农村教育之痛，让人痛心疾首，痛得让人警醒。教育，何时不成农民心头之痛？我们将满怀希望，翘首以待。
（赵兵儒摘自《家庭生活报）2004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