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 玲
那年，我家装了防盗门。装防盗门的同时也安了门铃。我家的门铃，严格说应是一种虚设的时尚，从安上门铃至那个冬日足足一年有余，没有一位客人摁过我家的门铃。那个冬日异常寒冷，我家的门铃响了，响得异常急促。我手忙脚乱地打开门。“唔，你就是梅枝，长这么高了。”叩门者对我说道。
我原想将钱给不给这位敢摁门铃的“乞丐”时，他的话让我诧异莫名。很显然，我眼前这位手提蛇皮口袋、穿着打着补丁衣服的人不是乞丐，好像是我家的乡下亲戚。我木然呆立在门口，思维正努力回忆他是谁。
邻居李大妈正好买菜回来，她用一种鄙视的眼神扫了我家的乡下亲戚一眼，随口嚷道：“往别处要去，她母亲昨天刚下岗。”
我家的乡下亲戚一脸窘相，脸红到耳根，尴尬地摆动着手中的蛇皮口袋，脸上竭力地露出一种谦卑的讨好的微笑。他怯怯地挪到墙角给李大妈让路，我的思想在激烈地斗争，是让他进门，或是打发他离开。我瞟到李大妈那挑剔的双眼流露出凶狠的眼神，联想到她那张专门品头论足搬弄是非的嘴，我没有勇气接纳我的乡下亲戚。我说了声“你找错门了！”便慌忙关上门。
回到沙发上，一种难言的内疚袭上了心头。我知道他的确是我家的乡下亲戚，也许他刚下车，又饿又困，好不容易才找到我家。但面对带着面具生活的城市人，我始终没有勇气再开门。
城里人的特征是什么？是自诩在道德底蕴上比农村人更具内涵，是矫揉造作的显伪，是戴着尔虞我诈的面具的行色匆匆的车水马龙，是面对小偷的淫威而诚惶诚恐的儒弱灵魂的物状化。城市人的生活空间又是什么？是防盗门固定下的亲缘组合，是物以类聚的典型区域。人们彼此之间总在提防着什么，在攀比着什么，在竭力伪装着什么，总害怕被老太婆们唾沫星子乱溅地侃出其道貌岸然下的懦弱。我不能面对真实的自己，真实的一切，因为从小我就生活在一种镜花水月的环境中。我就是不敢再去打开门。
那个冬日的晚上9点，我家的门铃又急促响起。我打开门，我家的乡下亲戚用一种乞求的目光看着我，拿着一张纸条，因为寒冷而不住地颤抖，他怯怯地说道：“难道地址错了，我找了十几座楼，怎么又转到··· ···”霎时，我的虚伪构筑的偏见被乡下亲戚因无助而绝望的可怜相击溃了，我伸手接过他的蛇皮口袋。刹那间，我家乡下亲戚的眼里闪着泪花，是委屈、是埋怨，也是柳暗花明。
那个晚上，是我母亲最开心的日子。我家的乡下亲戚向母亲说了他们儿时放羊的地方今天已被垦成良田；村东头的杨树林现在依然枝繁叶茂··· ···
第二天，我家的乡下亲戚要回家了，他临走时突然从棉袄里摸出了100块钱，结结巴巴地对母亲说：“姑啊，这是前些年··· ···借你家的钱，唉··· ···真羞啊！一直没··· ···机会近城，这几天··· ···农闲，也顺便带些花生、山芋给你们，我听说··· ···现在城里也不好过。”母亲不接他的钱他硬是把钱搁在茶几上。我看到母亲哭了，她送亲戚出门时喃喃自语：“就只有你们还想着我们。”
我的灵魂震颤了，人世间最能感动人的不是勾心斗角争取的功名荣誉，而是潜在我们身边而又被我们忽视的真情；能让人流泪的不是构筑在虚伪空间上的幻影，而是活生生的淳朴和善良。我们是不是该剖析一下我们得到了什么，同时又失去了什么。
那个冬日以后，我时时希望门铃在响起，我要当着邻居的面，热情地招待我的乡下亲戚。然而，门铃声再也没有响起——我家的乡下亲戚再也没勇气来摁我家的门铃。
（薛桂坤摘自《莆田晚报》2002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