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年初
我那时以为这一生大概只会做一件事儿：离开村庄。
我并非在村庄里过得不愉快，那里的水土很适合我，只不过村里人都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把离开村庄当做出息，我只能有出息点。我选择一个夏天离开，那是一个炎热的响午，人们都在打瞌睡，我神不知鬼不觉地走了，不要让他们以为我有什么留恋，以为我带走了村庄的什么东西，我走得要有出息，能留给他们的全留给了他们。
后来我发现我是自欺欺人，路上累了歇脚的时候，把行囊打开，里面装的是整个村庄。我很羞愧，我曾想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把它们抖掉，但在人生这段漫长的路上，想要的东西还未得到时，带着的东西你也还无法舍弃。在县城读书，我不能舍弃我的贫穷。在寄宿的同学里，我的伙食比许多人都要差，一般我只买个小菜，另外吃自己带的家乡菜：咸鱼、坛坛菜、炸辣椒。这几道菜都是干的，耐放，很拌饭。肚子饿了，就用炒米茶充饥。炒米茶是母亲亲手做的，先炒米，再炒黄豆、芝麻，炒熟后，用石磨磨成粉，只要用开水一冲，加点红糖，很香。在我陶醉于母亲带给的炒米茶时，喝着麦乳精的同学都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在省城读书，我以为离村庄越来越远了，我又无法摆脱家乡话的困扰，我既说不好普通话，也说不好省城的方言。说普通话，其鼻音、卷舌音和非卷舌音分不清；说省城话，走在大街小巷，别人一听，都嗤之以鼻，我为试图抬高自己装腔作势而难受。我开始很少说话，我怀疑自己是否能够上品位地跟人交谈，只有上厕所时，会冷不丁骂出一句家乡的脏话。在机关里办公，我摆脱不了家乡老土的做派。走路还没学会挺胸亮脖子，说话还没学会慢条斯理，办事还没学会大刀阔斧，我常常怀疑同事是不是私下里议论我是个乡巴佬。老乡来后，我打肿脸充胖子招待他们，我怕他们说我小气，说我忘恩负义，我瞧不惯他们的心眼儿。同时看到他们就像看到自己，我为此忧虑：难道真的就抛不开村庄了吗？
在我尽力掩藏村庄时，村庄却如影子一样照看我，照看着许多像我一样从村庄出来的人。我毕业后被安排到这座城市，得感谢利叔。利叔是我同村人，出来许多年了，混出了一点名堂，他常常为帮不了村庄而揪心，给我办事他找到了寄托，他说他不是在帮我，只是给村庄办了点事。在城里我单身了许久，和乡下女子相处惯了，和城里的姑娘总有点格格不入。后来我遇到一个叫莲的女子，她的一切都具有村庄的风韵，她不在乎我的家底，却看上了农家孩子的勤劳和朴实，接受她的爱情，我知道又等于接受了村庄的一笔恩惠。后来，我的继父、母亲跟着我进了城，开了一家土菜馆，弥补我的家用，曾经叫我害羞的家乡菜，全部端在了大桌上。家乡菜全部来自家乡的风水，别有一番滋味，继父喜上眉梢地来回奔忙。有时难以应急，母亲也还会拿假土鸡充斥，算账时偷偷打点折。借助土菜馆，我发了一点小财，我真的离不开村庄了。我开始懂得，我们这些出门在外的人，永远都是村庄的骄傲，也永远都是村庄的累赘；我们把她的善良播撒，也把她的丑陋翻新。
不知从何时起，我开始把村庄像糖一样含在嘴里，稍不留神，香甜就脱口而出，我走到哪里，村庄都扑面而来，村庄的竹器、村庄的粮食、村庄的花卉··· ···全都进了城。我感到这一切似乎都是跟着我进城的，这种感觉很亲切，很暖和，也很自得。我们这些从村庄出来的人，常常在一起聚会，在街道、在集市、在公园旁若无人地侃起村庄，就好像是在村庄的某块田地里说话，高昂铿锵。当人微言轻时，我们害怕提到村庄，从而增加人们的歧视；当功名趋盛时，又总期待他人提到村庄，让人知道我们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当我们贫穷，老把村庄当做羞涩；当我们富有，又拿村庄来调味，我们永远在把村庄当做铺垫，当做背景。
总感觉对村庄有所亏欠，总是不想爽爽快快地承认。终于有一天，我的灵魂在不断地拷问中，把名利修炼成淡、成轻，这时，我的村庄才真实地凸现出来。走吧，回吧，从村庄出来的人，常常有愿望回一趟村庄，回一趟家，干点什么，或者什么也不干。村庄最初不认识我们，但等我们一开口，就知道我们是谁了，在这块土地上，我们毕竟赤身裸体地摸爬过，村庄还残留着我们的呼吸。其实正是我们想再次缩短和村庄的距离时，村庄似乎在一点点远去，村庄的风物，村人的思维，常让我们寡言少语，我们走进亲近，又走近了陌生。我们对村庄难以有什么回报，在那里久久徘徊，似乎还是在寻找什么东西，是因为过去我们带走的太多，所以总认为取之不尽。我们走的时候，不是带走一把铁锹，一把斧子，那些东西对我们没有用，我们带走的是别的东西。尽管两手空空，带的东西已经很多了，这似乎只有我更知道，而我又只有独自在夜晚书写文字时才真正知道。
而我那时疏忽了的是，我的文字又把村庄打扰了，我这后半生还有一个最大的愿望要实现，那就是什么时候，要让村庄打个盹儿，我要带着它去上路。
（肖春辉摘自《湖南日报》2003年8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