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司礼
现时，农村基层干部是多种矛盾的交汇点，贫困地区尤甚。他们的这种处境并未为人理解，许多人总认为是他们文化低、素质差，不适应新时期农村工作所致。认真分析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环境，不难发现，其实很多问题不在下面，而在上面。
人们对20世纪50年代末的瞎指挥记忆犹新，因为这是造成后来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之一。人们对新时期出现的瞎指挥却不敏感，因为这是在改革开放、开拓创新的旗号下进行的。在一些地区，不顾主客观条件，不尊重群众的意图，强行推广某项目，实行“某某项目请进来，其他项目滚出去”的政策，基层干部碰到这种情况，不听上面的就是不保持一致。一位村党支部书记无奈地说，县里要种烟，“烟上干部上，烟下干部下”；乡里强调种烟，齐腰高的玉米苗铲掉改种烟，农民想不通，烟没种好，欠下贷款，强行收贷，手铐上身，乡干部屁股一拍，一走了之，农民把账记在了村干部的头上。
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农民从外出务工中可以感受到。实际也是如此，上海等地农民人年均纯收入已达6000多元，贫困地区年人均纯收入仅1000多元，有的只有500~600元。农民收入低，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方面：贫困地区基础薄弱，环境恶劣，交通闭塞，信息不灵，商品成本效益低，市场竞争力弱。主观方面：原来的一些优惠政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小不成其为优惠，对贫困地区投人相对不足；国家虽加大投入，但地方财政自身难保，无力顾及贫困村，贫困村实际得到的资金相对于需要，仍是杯水车薪。农民则不管这些，认为村干部无能，老百姓跟着受穷。
计划生育被称为天下第一难，贫困地区更是难上一等。这些地区一般是山高路险，农民靠天吃饭、靠牛耕作，没有男劳动力，很难胜任。加上传宗接代思想的影响，计划生育较之其他地区更为艰难。按照计划生育条例，征收费用便是工作中常用的手段，牵牛挑粮现象时有发生。干部与农民的矛盾随之加深。乡镇干部是水，村干部是岩。乡镇干部一年流几次，几年换一个地方；村干部则是挡水的岩，挨骂受气遭报复。
税费收缴被视为与计划生育齐名的农村难事，每年秋冬，村干部便是这项工作的“马前卒”。一年的报酬也是与此挂钩的，完不成上缴，交不了账，报酬也就泡了汤。农民则把税费缴纳作为手中的牌：民间纠纷不解决、村级财务不清理、换届选举不满意、农副产品销不出、水电线路不修通等等问题，只要有一样不满意，手里的这张牌就不肯出。任凭村干部跑断腿磨破嘴，也无济于事。而上述问题，决非村干部可以全部解决得了的。乡镇干部动辄以抗税论处，打头阵的当然又是村干部。
有些地方社会治安状况不佳，首当其冲受影响的是村干部。村干部的住房在村里，孩子在家里、庄稼在地里，这些无法隐蔽的事项，往往是村痞地霸报复的首选目标。笔者曾看望一位村支书，他因坚持原则、主持正义，他家的柑橘树被砍、田水被放、牧草被烧、耕牛被伤、牲畜被毒等恶性事件、前后达10多件。他说，这伙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公安部门也奈何不了。
在打工潮涌动的当今，打工不失为尽快赚钱的现实手段。看着村民们一个个盖起了砖房，村干部只能当观潮者，毕竟村里总得有人理事、他们中不乏能工巧匠，却看着钱赚不到。而村干部的报酬，一年多说有1000元，少则几百元，什么福利、保险就更无从谈起。笔者接触过这样一位村主任，他一年的报酬为800元，出差费自己出，碰困难户上缴不起就自己贴，收公粮亏损就自己补，七折八扣，几年没领一分钱的报酬。他说，他只图群众没有意见。他们的工作，算是真正的无私奉献。
3年一次的换届选举，是村干部的一道坎。两头为难的村干部很难过这道坎。由于上面某些干部瞎指挥、违规施政，村干部听了上面的，老百姓反对；顺了下面的，上面过不去。一般情况下，村干部只能听上面的，否则就难成其为村干部了。平时，老百姓没有说话的机会，换届选举给了他们时机。部分村干部因此下台，上面也爱莫能助。换届选举中的村干部成了心中无数的“应考生”，不得安宁。
村干部长期处于这种尴尬之境，已引起他们的思想波动，撂挑子的越来越多，有些村10多名党员，个个当过支部书记，长则几年，短则几月。他们说：“不是我们不愿干，而是想干干不了。上边患病，下边吃药，怎么能治病呢？”
（吴清亮摘自《乡镇论坛》200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