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奇
我约摸十二三岁的时候，一个雨天，父亲和邻居瑞瑞叔拉家常。瑞瑞叔说：“伙计，你家娃多，给老大找媳妇要趁早。”父亲叹息道：“好我的你哩！日子都过不前去，还想送媳妇？整个家当连个媳妇腿都买不下。”这是我对涉及自己婚姻的最早记忆。
1968年，我到青海戈壁滩戍边卫国。
“班长，信。”战士小刘兴高采烈地把信递到我手中。我迫不及待地站在原地一口气读完家书，读着读着，心里酸酸的。父母在信中询问我对“对象”的条件，作为父母，他们比我更着急我的终身大事。
回到连部，即刻复信，除感恩父母外，也告知了我的基本条件：家庭出身贫下中农、初中文化程度、能孝敬父母。
三个月过后的一天，我带班训练结束，正想歇一会儿，战友元元手举一封信对着太阳照。
我问：“你照什么？”
“你的信里有一张姑娘照片。”
“胡说。”
“不信，当面拆。”
“拆就拆。”
照片上的这个姑娘秀发齐肩，眉清目秀，质朴的脸上不乏几分干练，透着几分成熟，看起来挺讨人喜欢的。信中说，为我这个对象，父亲着急得视力下降，母亲高兴得彻夜难眠。有趣的是母亲还做了一个甜美的梦，梦见村东头的涝池盛满了水，一个白亲白亲的女娃，面带微笑，在水中漂来漂去。天刚亮，就有人来我家提亲，这个白亲白亲的女娃，就是照片上的这个姑娘。这张照片上的人就是我今天的老伴，和我共享福共渡难的爱人。
让我动情的是，父母为了满足我找对象的条件，刻意地在信中做了手脚：中农前边加了一个“下”字，初小文化的“小”字改为“中”字，还质朴地问我看过照片和情况介绍有什么意见。我当即回信：“父母同意，我就同意。”
回信不久，我托战友安民探家时对她进行“面试”。
安民真够朋友，很尽责地履行“重托”。只是回部队和我叙述起中间过程时，像单田芳讲评书，一到关键时刻就勒住口中的缰绳，吊我的胃口。
盼啊盼，好不容易轮到我探家。
事先已借战友刘永强的黑线衣套在身上，关键时刻要亮相。七元津贴在军人服务社买了一截凡尔丁，备做见面礼。身上装了个五分钱的小圆镜儿，要随时梳理。长到这么大，还第一次意识到仪表的重要。
娘见到我还未说话，泪先流了出来，她的鬓角又添了一些银丝。父亲一脸严肃，像往常一样招呼我，知道我探家时间有限，立即让人叫来了媒人正权叔。
去“相亲”上路前，母亲反复叮咛，见了丈母娘怎么说话，见了对象怎么搭理··· ···
“你娃又不是瓜子。”我笑着说。
“我看和瓜子差不了多少。”母亲也笑了。
吃罢饭，我骑自行车带着正权叔进了蔡庄村。走到十字口，正权叔说：“甭忙，你在这等着，叫叔给人家先打个招呼。”
我局促地扶着自行车，心里像揣了个小兔子。
过了好大一阵儿，正权叔才返了回来，小声告知我说：“过来的这个人就是你婶子——未来的丈母娘。”
“婶子。”我硬着头皮叫了一声。
未来的丈母娘热情地应着，眼光却挑剔地打量着我。我胆怯怯地随正权叔进了对象家的门。坐在堂屋，我心神未定，照片上的姑娘端着茶壶走了进来。
“你俩在一块谈个话。”她爷爷笑眯眯地安顿着。
“你愿意不？”对象问。
“愿意。”我机械地回答。
一问一答，招来门外窗边叽里呱啦的笑声。
1971年3月，我回老家娶媳妇。
一进家门，我感到家中的每根神经都处于紧张状态。父亲忙活着招呼木匠打闺贤柜，母亲忙活着缝新被子，姑姑、姨姨忙活着淘米，两个弟弟忙活着扫院子。
“伙计，我得去一下南蔡庄，看媳妇家还有啥事。”媒人正权叔说。
“行，给我亲家带点礼物，把日子一合，就得割肉、搭棚。”父亲应道。
正权叔是个急性子，父亲的话才落地，就匆匆赶去南蔡庄。一进媳妇家的门，未来丈母娘热情的话中也捎带着话外音：“噢，平时不见你的人，送日子你比谁都跑得快。”
“好我的你哩！人常说，说媒不说媒，要吃七八回。我为说这媒，磨破了鞋，说干了嘴，到头来，还‘老鼠钻到风箱里，两头受气’。”一句话，说得未来的丈母娘和媳妇都“咯咯咯”地笑起来。
“家穷弟兄多，我不嫌，就图一个好娃。”
见“你说的太对咧。见了你女婿，把你能喜死。你那女婿，我村谁不说好。说不定你到时候跟女婿享了福，想请我这大媒人，我还没空哩。”
“行咧。怪不得让你说媒。”
“在合日子前，你看两家还有啥事要商量的？”
“没啥，日子靠他俩往后慢慢过。不过··· ···“
“有啥就说。”
“你给我亲家说说，看能不能给一点粮。”
“这事好办。”
正权叔回来对父亲说：“伙计，媳妇她妈提出结婚能不能给一点粮？”
“都是为了娃的事，给送上40斤粮。”
“好，这下媒人的喜席吃定了。”
“这事把叔麻烦扎咧，到时候我要敬叔几杯酒。”无意中，我也插了话。
乡亲邻里，知道我娶媳妇的日子已订下，纷纷前来帮忙。数人入伙，分工明确。搭棚的搭棚，择菜的择菜，做厨的做厨，收拾碗碟的收拾碗碟，借桌椅板凳的借桌椅板凳，写对联的写对联。一切准备停当后，帮忙的人儿都进人了梦乡，惟独父亲像值勤的战士一样，围着盖有面盘的蒸碗走来转去，操心被猫糟蹋。
结婚的那天我记得清楚，天才泛出一点红晕，两只喜鹊就在大门口的梧桐树上跳来跃去。母亲催促着竹绒姐给拉扫帚娃绑石榴，准备着燎轿用的干草和油头发，拾掇着媳妇要路过的石头上盖的红袱子。姑姑和姨姨商量着给压轿娃和挑盒子娃的红封封裹一毛钱还是两毛钱。陪席红喜哥忙活着用红绸子在借用的自行车头上扎了个大红花。我穿上在枕头下压了整整一夜的新军装，用自行车带着红喜哥和压轿娃庆庆去南蔡庄迎亲。一路上，引得不少行路人驻足观看。
到了媳妇家，我受到了亲友友善的戏弄，好在我懂得农村的这些规程。婚宴间，送女的递上来一碗馄饨，我顺势推给压轿娃庆庆。庆庆接过一吃，表情难堪地说：“舅，谁调下这个饭，放了这么多的盐和椒。”我笑着说：“你替舅受过。”
接上媳妇后，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约有半华里长。
嫁妆车如迎宾的开道车，先行到了村头。一群孩子不约而同地喊起来：“快，新媳妇来咧。”
大门上已贴上红对联。上联是“成全一双儿女事”，下联是“了却两家父母心”，联额是“二娃合婚”。一切的安排都细致妥当，燎轿的嫂子手里拿着表演的行头，迪宗哥用竹竿挑着长鞭炮。甚至媳妇路过的地方，凡遇有石头，都用红袱子盖着，说是避邪。
婚礼简单且富有时代色彩，双方互赠了一本《毛主席语录》。
我带着媳妇打开用红绳子栓着的新房门，炕上的光席上放有一对被褥。媳妇朝东南方落座，说是招祥纳福；表情不温不火，说是稳重持家。
“一把胡桃一把枣，两口子打架不准闹。扔一个匙匙，添个儿子。撂一个墩墩，添个孙孙。”二姑由窗外往炕上扔东西时的诙谐语言，逗得周围的人纷纷笑。
婚宴一直到傍晚。家中打的几斤散白酒眼看快喝完了，父亲只好违心地给酒中加水。吃席的亲友开玩笑说：“别加了，再加就没味了。”
我和媳妇吃着“情长面”。”
“窗下有人听房。”媳妇小声说。
“爱听就听吧。”我应了一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就不写了。
成婚后，我这个小家好似河中漂泊的小船，艰难地摇着，但其中的滋味也真是浓浓的醇，倒也应了一句家常话：好酒依靠的是时间。
那时，妻子在县城百货公司当营业员，月工资32块钱，时不时地买些减价布，慢慢地把父母和弟弟、弟媳都“武装”了起来。乡亲邻里，你要买两条肥皂，他要称一斤红糖；你要买一个壶胆，他要买一封火柴，她简直成了义务采购员。娘病了，她赶忙接到县上，陪着看病、打针、吃药。到了晚上，两人同挤一张床，婆媳同盖一床被。
好人多福，西安印钞厂有人要回合阳，她被对调来西安。我干人事工作十多年，没有一个固定的窝。租住民房那阵儿，一家三口住在简易的二楼上。十多平方米的房子背靠着厕所，一年四季窗户紧闭。夏天里，薄薄的楼顶被太阳晒得老透，房内摆放的一大盆水直冒气泡。晚上床上烫得睡不住人，就把老布单子往地上一铺，穿着裤头敞门睡觉。冬天里，冷风一吹，被子盖得再严，也像睡在大野地似的。碰上雨天，外边下大雨，里边下小雨，地下、床上、屋内、室外，到处摆满了能派上用场的接雨器具。
1983年，组织决定派我去党校学习。盛夏之中复习功课，大太阳烤得树叶枯黄，花草打蔫，何况人呢？家中没有电扇，妻子就接了一盆自来水，让我把脚放在水中，她手拿一把芭蕉扇站在我身后一扇接一扇地扇个不停。我虽然凉快了一些，她却热得汗流满面，我几次劝说：“不要这样，我有点‘地主老财’的感觉。”她笑着说：“夫妻间，这有啥？你是给咱考‘状元’，我岂敢怠慢？”我上党校两年，她为这个家吃了不少苦。每天天不明，她就提着两个水桶，去陈家堡子的巷西头排队接水，没有半个钟头，休想接上水。好不容易接上水，身单力薄的她晃晃悠悠地挑上两桶水，沿着房东砖混结构的碉堡式的转盘艰难地向上攀。不料有一次，前边的水桶磕碰在转盘的台阶上，水溅了周身，她身子一晃，连人带桶从楼梯顶端的台阶上滚了下来··· ···
晚上，我回到家中，看到她走路一拐一瘸，忙问：“咋回事？”“没啥。”撩起衣服一看，见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我要带她去医院看看，她坚持不去。为能多挣几个钱，糊好这个家，她包揽了洗车间的大布罩。夏天还好一些，到了冬天，洗衣粉总把手蚀得很粗糙，手指头冻得像小红萝卜似的。
十多年来，她利用工作之余还带着别人干修地图版的活儿。在简易的工作台上，一干就是一整夜。碰上礼拜天，连续干两个通宵，直累得直不起腰，落下了颈椎病和腰背疼。一有空闲，她也喜欢转商店，直转得人心烦。为此，我俩还闹过几次别扭。不知道的人以为逛商店是女人的天性，而她转商店，目光总集中在布料摊上。你看她，眼瞧瞧哪块布好看，手摸摸哪块布结实，嘴问问哪块布有布头（布头一般是打折的）。她盘算着，一截布头够做一件成衣外，还能不能给女儿做件小衣裳？哪截布头能给兄弟送媳妇当料子？哪截布头能给父母做裤子，做过裤子还够不够双鞋面子?
而她自己呢？年轻时连一件便宜的裙子也舍不得买。
一次我上街买菜，远处一首二胡曲《二泉映月》徐徐入耳，低沉委婉，凄楚苍凉，我向围着的人群走了过去。人群中有个正在拉二胡的瞎子，身旁靠着一个头发蓬乱、精神恍惚的女人，腿上有疾，右手端着搪瓷碗向前倾着，碗中放了几张毛毛钱和一些分分钱；左边站着一个孩童，衣衫褴楼。我有些心颤，快速从口袋掏出10块钱，放在碗中，扭头便走。我把这一过程学给她，想不到她责怪我：“这样的可怜人，就应多给点。”
三十多年来，我俩总是相互扶携着。受她的影响，不知不觉中，木讷的我，变得干脆了一些；心小的我，变得开朗了一些；懦弱的我，变得坚强了一些。我有点名分时，很少有人直面谏言。回到家中，她见我得意时，常以“纪委书记”的身份板着面孔提醒道：“你甭张狂，咱的父母都在农村，只有踏踏实实走路，才能对得住天地良心。”每当此时，我对她就有一种敬畏感。
活在人世间，凡生活就有矛盾，凡交往就有磕碰。我俩的矛盾、磕碰和别人家是不一样的，说来挺可笑的。一次工作应酬，为着多要一些钱，我喝高了酒，折腾得木门上被钥匙戳得斑斑痕痕。终于进了门，晃悠悠地想坐在沙发中间，身子却瘫在了上面，继之而来的是一半清醒一半醉的对话：
“宗奇。”
“嗯。”
“你给咱喝嘛。”
“对。”
“把你喝死。”
“残忍的。”
“单位照样有人撑摊子。”
“谁？”
“我娃没有亲爸咧。”
“噢——“
“你呢？”我反问道。
“这家伙没醉。”她噗嗤笑出了声，我却哭了起来。她轻轻地拍打着：“看把娃哭得牺惶的，我开了个玩笑，把你就哭成这个样子？”“不是的。”“那是为啥?”“我感觉活得太累。”“累了睡一觉就会好的”后来，她再说了些什么，我说着什么，我什么时候进入梦乡，只有她知道。
‘她爱干净，再简易的房子，哪怕是租住的民房，总是擦得亮亮堂堂，且给家中定了一条戒律——上床前必须洗脚。我这个人，啥都可以，就是不爱洗脚，每逢洗脚，就像上杀场似的。夫妻之间舌战不止，也有过操戈。有一次，她嫌我睡觉前不洗脚，动口来软的不行，就上手来硬的，双手拖着我的一条腿，猛地一拽，我连人带被子掉在了地下。一向懦弱的我急了，上去就是一拳。她岂能容我，上来也是一拳。我看大事不好，心想：又不是家中出现了阶级斗争，没有必要你死我活。我双手推着她的双肩，她双手推着我的双肩，两人气喘吁吁地处于对峙阶段，谁也不说一句话。随着体力的消耗，我感到力不从心，主动告饶：
“咱能不能休战？”
“不行！”
“哎呀，你这人，昨得理不饶人？”
“有一个条件，你能答应不？”
“啥条件？”
“每天晚上得洗脚。”
“哎，这又不是啥大不了的事，能行。”
我刚口出承诺便忍俊不禁，她也笑得弯了腰。从此后，我像农村改造过的四类分子，每到晚上就规规矩矩地先洗脚，再上床。久而久之，还养成了个好习惯，不洗脚，还睡不着觉呢！
生活就是这样，阳光与风雨同在。夫妻之间正是有音符的高低、音节的长短，才构成人生玄妙的乐章。
（解亮摘自《散文选刊》200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