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
中国的方言可谓世界一绝。书同文,而各地之语不同。一位外国留学生中文程度相当不错,不仅能够自由谈话,而且能翻阅中文报纸。可假期里一出北京城,就听不懂外地的“方言普通话”。回校后,他要求补习“方言普通话”。弄得语言学院的老师不知如何是好。即使教他,又该授以何地方言呢?
戊戌变法时期,光绪帝召见梁启超。梁启超的粤方言将“考”说成“好”音,把“高”说成“古”音,光绪圣耳垂听仍闹不明白。一次政协会上,竺可桢先生发言因绍兴土音浓重,大家听不懂,只好请人翻译。竺先生慨叹道:“我说英语能够走遍世界，我说中国话却走不出家乡!”
沈从文长期居京,然乡音难改，湘西味儿特重。他到美国讲学,其连襟——汉学家傅汉思教授当翻译,常有听不懂之处,只好按自己的理解进行转译。沈从文的另一位连襟乃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周有光先生,一次他对沈夫人张兆和说:“从文的话我有两成听不懂。”不料,与沈从文一起生活了半个世纪的张兆和说道:“我还有一成听不懂!”
当然,方言的麻烦还不仅仅在于不便交流、有碍沟通，更多的时候还是一张“地域身份证”。一个外乡人,一张口便暴露了身份,遭受当地人的欺负是常事。这不,本人在杭州“打的”,就决不说普通话;到了上海,则尽量说沪语;到了北方,便操普通话。说起来,我很有点怕去川鄂湘粤,为的是不会说那些地方的方言,生怕被“杀猪”。当年上海人特别“海威”,沪语便带上一股优越感。就是上山下乡在遥远的大兴安岭的帐篷里,上海知青时不时还要掼过来一句“阿拉大上海,侬伲小杭州”,噎得我们杭州知青上不来气。
不过,语言问题确实连着经济问题。工业革命后,英国的炮舰厉害,英语便随着英国的炮舰“走向世界”。
改革开放以后,广东省得地理之便、古先行之利。“想发财,上广东”，一时了得。于是,粤语也很有点吃香了“洒洒水啦”、“毛毛雨啦”、“炖母鸡啦”(对不起了),到处可闻,火车上、机场里，广东人的声音特响,自我感觉也特好。近日得知,粤语还存“夺嫡”之心哩!粤港民间长期流传着一种说法:民国初年审定“国音”，粤音仅以一票之差落败于京音。这个本无依据的传言居然还“闯”进了学术圈,得到某些港籍语言学者的附和。从社会学角度来说，这种“一票之差的惋惜”其实隐含了“方言优越感”。二战后,香港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从一中等口岸迅速跃升为特等口岸,超过了原来较为发达的上海。于是经济的优越感带动了方言的优战感。虽说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社会心理,但终究不讨非粤人士的喜欢。
形形色色的方言,惹生出形形色色的故事。各地的方言土语,有时好笑,有时增趣,有时则会让你遇到想象不到的局面。所以,无论跑到何方圣土,本人还是十分热衷于学上一两句当地的代表性方言,以备不时之需。真是无可奈何!
（王雪森摘自《周末》2002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