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全有
我家后面那座小山上，有二百五十八棵枣树。父亲精心为每棵枣树松土、施肥、剪枝、喷药；冬天为树干绑麦秸，不让枣树冻着。
那年包产到户，村里人都想要又平又肥又整齐的地，没人瞧得上那土少石头多的小山包。父亲提出不要那几亩好地要那座小山包时，村长撇了半天问：“那可是长不成东西的荒山啊，你不后悔？”父亲搓着满是老茧的手嘿嘿笑着说：“不后悔！”许多乡亲们背后说父亲是憨包，母亲也劝父亲赶快改变主意，可父亲坚定地摇摇头说：“我就不信那山长不出东西。况且，俺不能把说过的话收回。”
父亲用钁（jué）刨，用箩筐挑，用钎子捣，忙了整整一个冬季。就是下大雪，父亲也没休息过一天，总算有了像簸箕那么大的二百五十八块新土地。那年冬季，父亲的手、脚、耳朵都被冻得裂开了一道道长长的口子，腿也被石头砸破了，脸上的皱纹也更多更深更长了，苍老了许多。春天，父亲买来二百五十八棵枣树苗，挖了二百五十八个坑，轻轻地把枣树苗一棵一棵地放到坑里，慢慢地填上从家里挑来的鸡粪、猪粪，悠悠地浇上从村里那十多丈深的井里担来的水··· ···父亲种下了二百五十八棵小枣树，也就种下了二百五十八个希望。从此，父亲每天都要到那小山包上转几圈，天早就挑水为每棵小枣树浇水，生怕它们饿着、渴着。
在父亲的精心护理下，那二百五十八棵小枣树全部成活，并在第二年的春天就三三两两地结出如麦粒大的乳白色的小花，散发出阵阵淡香。第三年的春天，那二百五十八棵小枣树棵棵长得比父亲都高了，整个小山包就呈现出乳白色的冠盖，幽香熏醉了山村。有的已尝试着结枣，但很少很少。第五年初夏，满山的乳白色的枣花刚刚褪去，那些翠绿翠绿的小枣便挂满了枝头。父亲像部队首长视察自己的爱将那样，扛着铁锨在树林中走来走去，眯着眼，轻轻地拍着树干，笑呵呵地说：“真是桃三杏四枣五年啊！”
枣子长得有大拇指那么大的时候,引来了村里小孩偷摘，还把树枝折断了许多。父亲气得攥着拳头冲到山上，看到那些孩子还在不停地往嘴里塞枣子时，他的拳头慢慢地松开了，并蹲下去把被折断的小枣树枝捡起来放到树杈上，把地上的小枣一个一个拾起来装到那些孩子的口袋里，没骂一句，甚至连一句话都没说。回到家里，父亲边流泪边喃喃自语：“咱山里的孩子真苦啊！还没长熟的枣子都吃。等枣子熟了，要让这些孩子吃个够。”两个月后，枣子变红时，父亲捡又大又红的摘了两大筐。傍晚时分，村里的炊烟袅袅升起的时候，他就每家每户分了几大捧，不厌其烦地说：“头茬枣子二道梨，自家种的，大家尝尝鲜。”父亲的脸上洋溢着幸福。
那天晚上，就着朗朗的月光，我们全家人坐在院里，吃着又脆又甜的枣子，讨论着能收多少斤？能卖多少钱？有了钱要置办点啥？那晚，从不掉泪的父亲背过脸擦了几次泪。那晚，我觉得在清苦的小山村里，空气中溢满了枣甜，飘着枣香。那些天里，我像总统的贴身保镖那样跟着父亲，在那座小山包上转来转去，选择摘枣子的最佳时日。在晚秋的萧萧西风中，看着漫天飞舞的枯黄的枣叶和枝头上摇来荡去的红彤彤的枣子，我没有秋愁，只有收获的充实和对未来幸福生活的向往。
一天，父亲一大早就把我从梦中摇醒，让我帮他到山上摘枣子。我响亮地说了声：“中！”便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连脸都来不及洗一把，拿起早已预备好的长长的竹竿，提着箩筐，跟着父亲上了山。第二天天还没亮，父亲把六管枣子装到架子车上，用玉米杆盖着，急急忙忙地赶往县城。山路弯弯，上坡时，父亲躬身拉着架子车、我在后面用力推着；下坡或平路时，父亲让我坐到车沿上，叮咛我不要把枣子压烂了、很少唱歌唱戏的父亲，在平展的路上还不时哼上几句豫剧，我便拍着架子车的车帮为父亲伴奏，那会儿，父亲仿佛把多年的辛酸和辛劳都抛得无影无踪了。
当天晚上十点多钟就卖了三百多公斤。父亲带我吃了面条和烧饼之后，找了一家最便宜的旅馆住了下来。在不太明亮的电灯下，父亲的手抖动着，不时蘸着唾沫数着钱，数得很慢，也很认真。我几元几角几分地记着，一共一百八十多元。父亲不相信地问：“加上咱俩吃饭、住旅馆用去的八块多钱，咱赚了近二百元？不会这么多吧？你再加一加。”我又加了两遍，告诉父亲的确有这么多钱的时候，父亲边嘿嘿地笑着，边用满是汗酸味的毛巾把十元、五元的票子包起来，放到贴身的兜里。
那晚，父亲几乎没睡觉，多次问我：“剩下的枣子如果全部卖掉能卖多少钱？给你妈她们买点啥带回去？”弄得我也几乎一宿没合眼。这也许是父亲有生以来第一次兜里揣了这么多属于自己的钞票，他要用这些钱让我们全家人过上好日子，要改变家里的困境，他的一生将要从此出现转机，未来将是一抹亮丽的彩虹，他能睡得着吗？
在这之前的那些年，我家十口人。家中的收入，就靠父亲拉着架子车从煤矿拉煤到石灰窑，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用一滴一滴的汗水，每天赚一两块钱，苦度岁月。在许多时候，石灰窑的石灰卖不出去，父亲一分钱也讨不到，人家给几个馒头就算抵债了。憨厚善良的父亲耷拉着脑袋回到家里，边说“人家也难，就不为难人家了”，边唉声叹气地把馒头分给我们兄弟姐妹们。
现在，我家有了二百五十八棵枣树，他就不再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拉着架子车拉煤了，那二百五十八棵枣树成了我家沉甸甸的幸福和企盼，也成了周围几个村子的村民们可以信赖的固定资产。我的弟妹们上学需要钱交学费或需要钱打针吃药，而家里暂时无力支付时，父亲便去借钱，他总是指着那片枣林说：“等卖了枣子，马上还。”父亲从未食言。卖了枣子回来，再累、再晚，他也要敲开人家的门，一五一十地还上。唉，那二百五十八棵枣树，竟使一向卑微的父亲有了挺直腰杆的理由。
从河南参军来到云南后，我无论是当战士时或当军校学员时，或是提干了在昆明成家后，每到春节前，就会收到父亲寄来晒干的又香又甜的枣子。我写信说昆明的商店里有卖的，以后就不要寄了。父亲就来信问：“那些枣是咱那山上长的吗？是不是俺寄的枣太土了？”我那含辛茹苦的父亲，我多么想吃到你亲手栽的枣树结的枣子，也想吃到咱家乡的土特产，可我是嫌邮寄费比枣还贵啊！
在远离家乡、远离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日子里，家乡的那座小山包，那盛开的乳白色的枣花，那结满枝头的枣儿，那在枣林间辛勤劳作的父亲的身影，一次次地回荡在我记忆中，让我流下苦涩又幸福的泪水。多少次，我想回到家乡，走上那座小山包，为那些哺育过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枣树们施肥、浇水··· ···
（古 城摘自《启迪与矫正》2003年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