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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媒体常有丑化美国人的题目。连美国的忠实盟友英国都时常出现这样的报道。1999年雷德杯高尔夫球对抗赛上，在欧洲队员一路领先即将拿到冠军时，美国队员以一个45英尺推杆进洞拿下关键一分，使形势逆转，美国的观众顿时兴奋异常。当时球赛仍在进行，欧洲队员还未来得及推最后一杆时，美国队球员的妻子以及现场的美国观众蜂拥冲向这位拿下关键一分的队员，在场内欢呼庆贺。欧洲队员在旁边看得傻眼，等美国人庆贺完毕，才继续推杆。由于情绪大受影响，欧洲队员至关重要的球未进，结果输掉了对抗赛第二天，英国专栏作家发表文章，批评美国极端的爱国主义和缺乏运动员精神。指出美国观众在欧洲队员挥杆的关键时刻故意大叫，还误导欧洲球员，一再指点他们向错误的方向打球。其行为甚于声名狼藉的欧洲足球流氓。专栏作家接着写道：美国人令人厌恶、没有魅力、粗鲁、狡猾，只讲金钱报酬，缺乏幽默感。
欧洲人看不上美国人，主要在道德观念、行为方式方面。在道德伦理上，突出的差别是欧洲人比较宽容，美国人比较独隘；欧洲人通情达理，而美国人只会照章办事；欧洲人善于妥协，美国人爱钻牛角尖。
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有宽恕别人的风气。他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常把尊重别人放在首位。美国人则鼓励孩子自己做主，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和他的妻子，是在法国大革命时，被巴黎市民判处死刑而砍头的。而路易十六的王后行刑前几小时写下遗嘱，告诫自己的子女长大成人后，不要复仇，要宽恕处死他们父母的那些人！美国人则将报复当成了自卫反击战，而自卫反击是不受法律制裁的。
在法国，你如果在家里举办晚会，宾客喧闹影响邻居休息的话，邻居们会过来敲门，礼貌地向你表示不满；你要是执意不听，那他可能回去蒙头睡觉，不会去告诉警察。美国人就可能直接报警，警察就会来，你的晚会就不能进行了。法国税收人员在审计企业账目时，你邀请吃午餐可以接受，吃完饭照样查你。美国税务人员要遇到这种情况，不仅查你查得更严，还可能告你行贿。在法国，你如果给上车的老人让座，老人会很礼貌地向你致谢。而美国的老年人可能直言指责：“你没必要让座，我没有那么老，自己能站着。”在巴黎，你如果与人发生争执，不管买东西发生争执，还是在饭店争执，警察来了，会劝双方尽量息事宁人。而在美国警察会怂恿你：“要不要起诉他？”
日耳曼民族是欧洲比较规矩的民族。他们喜欢说到做到，没有那么多的幽默感，也没有那么多的虚伪。尤其是德国人。和德国相邻的瑞士、奥地利、卢森堡的北部和捷克，都有许多日耳曼血统的居民，他们有相同的道德准则。虽然他们没有法国人那样宽容，也体罚孩子，但是不会因为邻居家打了孩子就向警察报案。
欧洲人比较注重个人隐私，尤其是家庭的隐私，这点和美国差距也大。如果克林顿在欧洲当总统，他就不会在任期上受到那么难堪的打击。和女实习生交往密切进而发展到情人的关系，在法国不是一个严重到足以使你丢掉总统宝座的问题。事实上，法国近3届总统，从德斯坦到密特朗到希拉克都是猎艳高手。密特朗甚至养私生女20年，没让媒体曝光。新闻界不是不知道，政敌们也不是不知道，但是他们彼此像有秘密协议似的，互相避免攻击对方的私生活。他们认为有这样的经历并不影响其执政能力，而挖对方隐私以达到个人目的，则是卑鄙的、下流的、龌龊的。
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在前列腺癌晚期，病入膏肓，自知来日无多时，执意将自己的私生女从阴影中推向前台，勇敢地向世人宣布自己有这样一个女儿，并为她自豪。一年后，在他去世的丧礼上，他的妻子又让这个私生女以及她的母亲——自己的情敌，站在她的旁边，向密特朗的遗体告别，那个场面在世界近代史上少见：一个已故总统，两个未亡人。画面传遍全球，世人为之感动。
而克林顿为他的性丑闻，8年总统任期中打了4年官司。他花了一半时间接受调查，向媒体解释，作伪证，再道歉，几次陷入绝境。很多人都认为他非下台不可，倒是许多造访的欧洲领袖，在克林顿困难地面对性丑闻时，坚定地和他站在一起，公开宣布支持他。克林顿其实是美国历史上最能干的总统之一。在他的任期中，美国经济8年持续增长，股市空前繁荣，美国财政从大笔赤字到最后出现盈余，老百姓的腰包里鼓鼓的。尽管这样，人们还是不放过他，卸任后还对他穷追猛打。检察官为他的事大做文章，吊销了他的律师执照，使他在未来的几年中不能执业。
欧洲人与美国人的行为方式也是有差别的。
欧洲人不会像美国人那样没完没了地洗澡。欧洲人在两居室的房子里，一般会修一个梳洗室，三居室修两个梳洗室。即使建个小楼有10个房间的话，也不过一层一个梳洗室，顶多在主卧室里加一个主人专用的。美国人住房子，两居室的房子要两个梳洗室，三居室的房子就3个梳洗室。如果建一个有10间房子的小楼的话，恨不得建10个梳洗室。我在美国看到多处公寓与别墅，印象最深的是梳洗室的数目。既然美国是一个不讲个人隐私、透明度高的社会，有必要一个人用一个梳洗室吗？我一位朋友在她美国人的妹夫新购的别墅中，住了一个星期后，打电话给我，说别墅的房间是熟悉了，但有多少梳洗室还没搞清楚！
欧洲人喜欢足球，对足球的狂热甚于任何一种运动。年年打，月月打，差不多每天都有比赛，“国脚”们都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1998年世界杯时，我在法国工作，陪国内的代表团看了场法国与意大利的足球比赛。法国那次是用点球淘汰了意大利挺进决赛，又以3:0击败巴西获得世界冠军。我虽然不是球迷，但我对足球还是有点热情的，能叫出法国国家队员大部分人的名字。同行的国内朋友不仅能叫出法国“国脚”们的名字，甚至还能叫得出全部意大利“国脚”的名字。2002年世界杯比赛时，我正在美国，由于赛区在日本、韩国两地，和纽约时差12个小时，许多比赛要半夜爬起来看。我认识的美国人没听说过有谁半夜起床看球的。足球不是他们讨论的话题。我倒是和一位意大利人一起评论了几场球赛。美国在2002年世界杯中战绩显赫，踢败了不少知名的对手，但是始终没有激起美国人的热情，美国的大报用很小的篇幅报道一点战况了事。
其实美国词条中的足球，根本就和欧洲人的不同，不是一个意思。欧洲人足球是用脚踢的，美国足球则是手脚并用，用手的时候比用脚的时候多——美式橄榄球，又称美式足球。美国人对橄榄球的狂热跟欧洲人对足球一样，他们谈论橄榄球的频率和欧洲人谈论足球相同。这对我来说至今还是一个陌生的运动。我在美国呆了几年，连一个橄榄球明星队员的名字都叫不上来，甚至不懂规则，自然一场比赛也没看。这也是和没人请我有关。美国人对欧洲的足球提不起兴趣，他们甚至把足球的英文名字都让给了橄榄球，并给这种专用脚踢的欧式足球起个名叫“骚客”。一听这名字，就知道美国人对此没热情。美国男“骚客”在世界球队中不甚著名，倒是女“骚客”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劲旅，拿过世界冠军，只是那场球没有多少美国人知道。
欧洲人有自己的传统。他们穿衣吃饭就和下围棋似的，有定式，先出的都是那几步。而美国人没有定式，讲究随意。到欧洲人家做客，主人会殷勤地帮你提供饮料，一遍一遍地递小吃。而到美国人家做客，问你喝什么的时候，你要是一开始没想好，或仅出于客气，摆手说不喝不喝的话，美国人就会径自喝他自己的，让你在一旁干渴着。欧洲人吃饭，即使是一盘老鸡块，他们也会左叉右刀，将那鸡块翻来覆去，不厌其烦地切割，美国人就会直接上手。在法国的餐馆吃饭、餐厅安静得连邻座说的话，你竖着耳朵都不见得听得见。而美国的餐厅中声音就大得多，有时你要大声说话，免得对方听不见。
欧洲人穿衣服讲究。认真一点，从上向下看，会发现他们的鞋穿得很标准、平时穿硬底皮鞋，周末穿软底皮鞋，总之是皮鞋，颜色也要与衣服搭配。球鞋只是跑步穿的，甚至旅游在外也很少见他们穿球鞋上街，大部分时间也是软底皮鞋，他们讲究的是仪表。而在美国，即使是华尔街，常常看见男士们上身着西装，脚上则是一双大球鞋。还有那些职业妇女，上身名牌衣服下身短裙，穿着丝袜，身材也不错，却配一双球鞋，健步如飞当然她们到办公室时，会换上皮鞋。美国人讲究的是舒服。
好莱坞的电影、CNN24小时不停播出的新闻和国际互联网都是产自美国，又风行世界的。它们都已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巨大冲击。
好莱坞针对少年儿童的电影一推出，马上跟进的是电影产品的热卖。像《狮子王》电影中的大小狮子玩具、音乐、光碟，甚至麦当劳都把塑料的狮子当做礼品送给小孩。孩子们记得的是好莱坞的电影和麦当劳的汉堡包。在美国没有电视人就无法生活，而保守的法国家庭甚至不买电视机。他们认为幼儿教育应该来自学堂，而不是这种自由媒体；如果实在是好电视不得不看的话就让孩子到邻居家去看。
欧洲国家的电视节目比较枯燥，四平八稳，内容单一。经常出现的是大段的采访，要不就拿各种球赛来充数，他们的新闻相当地域化。法国的新闻和中国的《新闻联播》一样，每天晚上找点播放，国内新闻就占了一大半，国际新闻则没有几条，其中像阿尔及利亚这样的法国前殖民地的新闻又占了大半，因为法国人对阿尔及利亚的形势始终怀有极大的热情。西欧人制作的动画片也不耐看，大段的对白，既不生动也不诙谐，没有像好莱坞的《狮子王》那样经典的作品，也没有迪斯尼乐园那些让小孩一看就上瘾的逗笑片。
美国人用快餐店吸引了欧洲孩子的胃口，又用好莱坞的影片侵占了欧洲孩子的娱乐空间。欧洲各大城市均推出迪斯尼乐园的专卖店，将动画片的各种著名人物制成各式各样的长毛玩具，在欧洲热卖。每个家庭中都有这样的产品，而这种产品的生产者都来自中国，设计者与专利权出自美国。那欧洲人还有什么东西吸引孩子呢？欧洲人担心自己的下代被美国同化，忘记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忘记了本国文化与历史，所以他们本能地抗拒这种文化的侵蚀。
就连互联网这样便捷的通讯工具，欧洲人也不愿意痛快地接受。欧洲大部分国家上网的人数、上网的时间和利用互联网工作的深度都远远落后于美国。法国人甚至发明了一个叫“迷你代尔”的境内小网络和互联网抗衡。这个小的网络系统需要专门的机器，网上的信息只限于法国，速度慢，内容又少，推广没几年就受人冷落了。后来在互联网席卷世界的时候，法国的文化部长甚至公开宣称要在互联网上使用法文，要么就建一个法文互联网。在英语已经通行世界的时候，建法文的互联网与世界交流只能作茧自缚，但这种论调还受到法国朝野的欢迎。
治外法权是指国与国之间互相授予对方外交官的特权。包括人身、住房不受侵犯，不受驻在国司法与行政的管辖，免税与免服役等等。说白一点，就是一国政府给予另一国的国民和机构在本国领土上享受本国人都享受不了的特权。只是这种特权应该互相给予，而不是单方面索取。西方国家解放前对中国实行的是单方面的治外法权，中国人是不能随便进入他们在上海的外国租界的。西方人在中国犯了法，中国警方不能判刑，但中国人在西方国家就没有享受同等权利。所以，单方面的治外法权实质上是殖民主义。
美国在世界上经常要求单方面的治外法权。美国要求其派出在前南斯拉夫地区的维和部队享受豁免权，不受国际刑事法庭的起诉，否则就拒绝维和部队的延期。同时，美国拒绝参加新成立的国际刑事法庭。由于美国势力大，钱又多，其他国家只是配角。美国人一旦撤走，欧洲人自己撑不下去，南斯拉夫居民又只尊重美国人的权威，美国人知道这一点，傲慢地抬高自己的身价，认为自己的军队可能受到出于政治动机或为鸡毛蒜皮的事的起诉，所以需要豁免权。此举使美国的忠实盟友英国备感失望英国的一位部长说：“全球人都在企盼能有一些基本规范适用于所有的国家，美国此举非常令人失望。”
几年前在意大利，美国一架战斗机在训练中低空飞行，飞得太低，战斗机的机翼将一个滑雪场的缆绳割断，满载人的缆车坠落山下，死了十几个人。事后，美国人迫使意大利交出这位飞行员，让他免遭意大利的审判。而美国的军事法庭却宣判这位飞行员无罪，意大利的朝野为之哗然，媒体也喊出“意大利不是美国的殖民地”的口号。
美国单方面的治外法权还表现在与加拿大的关系上。同是北美的发达国家，又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但是美国人一直认为，加拿大人限制移民不严格成了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跳板，所以，美国人将自己的海关设在加拿大境内。加拿大多伦多和蒙特利尔机场就有这样的美国“飞地”。外国人在途经多伦多飞往美国时，需要办理登机手续。加拿大的航空公司发给你登机牌后，却不让你交运行李，你要自已拖着几大包行李走向在机场内的美国海关。进了这个海关后警察告诉你这是在美国了。前面美国的海关柜台一字排开，乘客们在这里填表，出示护照，让美国移民官审核，就跟在美国一样。过了关以后，你再自己把行李放在传送带上，然后登机。飞机在美国境内降落后就不再经过海关了，像美国国内航班似的径自走出大厅取行李。这种做法除了在登机前旅客们要自己拖着行李车走很长一段路外，倒没什么太大的不便。如果被拒绝入境，飞机也不用上，直接从机场回家了，免得飞过去再被赶回来。但是，不知道加拿大人是以什么心态让美国海关设在自己的领土上的？因为加拿大并没有在美国境内设立海关，也没有任何欧洲国家对美国实行单方面的治外法权。
比较起来，欧洲人含蓄，甚至有些虚伪；美国人直率，以至于过于粗俗。欧洲人在考虑问题时，常常将其复杂化；而美国人则直截了当，不绕弯子。欧洲人太传统，美国人太商业化。欧洲人崇尚生活质量，美国人更追求工作效率。欧洲人注重个人隐私，美国人则打着法律的旗号，侵犯别人的权利。美国人主张透明度，政策是透明的，个人生活是透明的，连贿赂都是透明的。给政客们的钱，影响他们的决策以达到自己目的，本来就是一种贿赂行为。贿赂本意就是用钱财买通别人，但由于美国人把这种转移金钱的手段合法化了，美其名曰政治捐献，流向是公开的，是透明的，所以也就不是贿赂了。
欧洲人虽然看不上美国人，但毕竟具有相同的价值观。他们追求的都是民主制度、自由的市场经济与法制社会，本质上是一样的。欧洲人是忌妒心强，心里不服气，但又没有足够的抗衡手段，拿破仑时代和大英帝国都已经是历史了。英国上个世纪初在世界各地都有领土，号称“日不落帝国”，现在只能退守英伦三岛，每天看着夕阳西下。但是欧洲人领导世界的雄心仍在，欧洲的政治家追求的是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实际上，在国际重大问题上，欧洲人最终还是和美国人站在一起的。
（梁衍军摘自《现代女报》2004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