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周生
小时候，我住在乡下。有一年冬天，一个寒风呼号的夜晚，一阵“哐啷”声，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妈妈一跃而起，开门一看，不远处火光冲天。
妈妈和乡亲们提着水桶向火光冲去，人们叫喊着、奔跑着，从河里提来一桶桶水，往房顶上泼去。我躲在被窝里，听女人和孩子凄厉的哭叫，听西北风刮过我家茅草房的呼啸，浑身发抖。
后来，妈妈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家。我听见她沉重地叹息：“唉，烧光了，一点也没剩，全完了。”天亮了，我看见那户人家的三间草房已化为灰烬。
从此，每天睡觉前，妈妈总去灶口转一圈，看看柴堆旁是否清理干净，瞧瞧灶里的火星是否熄灭，并再三告诫我们小心火烛。
有一天半夜醒来，我看见母亲在昏暗的豆油灯下弯着腰，,用一把小铲，在衣柜下的地里挖着什么。不一会儿，她挖出一个铁罐子，把它打开，小心翼翼地拿出一沓纸，原来是钞票。
我奇怪地问：“妈妈，钞票干吗要埋在地下呀？”
妈妈吓了一跳，连忙过来堵住我的嘴，说：“你不要告诉别人，这是妈妈辛辛苦苦种了几年地，卖棉花、玉米得来的钱。”母亲还说，有了这点钱，她整天提心吊胆，不知放在哪里好。冬天，草房特别容易失火，老鼠也喜欢钻出来咬，想来想去，地下最安全。
母亲重新把那铁罐子盖好，埋入地下，把四周的泥土压紧，最后，撒上一些石灰。这一切，都在一种神秘的气氛中进行。
那时，我对钞票的重要性没有什么认识，镇上离我们家很远，我不知道钞票可以换到许多美好的东西，我只是对无意中发现妈妈的秘密感兴趣。后来，没人的时候，我会弯下腰，看一眼衣柜下的那块神圣的地方，我为自己能守着这样一个秘密而感到自豪。
第二年开春，一连下了十几天雨，河里的水涨了上来，妈妈到田里挖沟排水，我和姐姐整天坐在家门口，望着从屋檐上滴落下来的雨水。
有一天早上醒来，我们惊奇地发现床下的鞋子、屋里的板凳都漂在水中——发大水了。妈妈出去排了一天的水回家，大水仍然没退下去多少。我突然想起衣柜下的那块地方，那个铁罐子，我悄悄地问妈妈，它挡得住火，能挡得住水吗？
妈妈一听，大惊失色，连忙挖开土，取出来一看，水已经渗进铁罐，浸湿了钞票。我记得妈妈是将这些钱捂在胸口，好不容易才焐干的。大水退尽，妈妈仍然把钱藏到那个衣柜下的地里。无论如何，对于那些纸钞票，火是比水更可怕的东西。
后来，我们要搬到城里，草屋里的家具卖的卖、送的送。临走时，妈妈把那笔钱取出来，缝在贴身的衣服上。衣柜被人搬走，衣柜底下露出一个小坑，坑边上一堆湿润的土，夹杂着白色的石灰。铁罐空了，躺倒在小坑边。我突然对那个铁罐有点留恋，虽然锈迹斑斑，上面的图案模糊不清，毕竟珍藏过我们家的秘密。我想走过去，把铁罐拣起来。
这时，送行的乡亲们蜂拥而至。大家拉着我，抱着我，一遍遍地说着告别的话。忙乱中，我们上了路，那只铁罐——我妈妈的“保险箱”，终于留在草房的泥地上。
进城后，妈妈把钱存进银行，就没动过，再不用担心火灾水灾，再不用担心老鼠咬。但是，因为失去了那个秘密、那份神秘、那种兴奋，我感到遗憾。
去年春天，我和父母亲一起回到阔别几十年的故乡，我们家的草屋早就在一场台风中倒塌。那里的地基上，房子已经翻造过多次，如今是一排红顶白墙崭新的瓦房。我依稀能够辨别出那只衣柜的位置，如今上面放着一台大彩电。母亲用拐杖指点着，对我说，就是这儿。我站在那里，过去的情景一幕幕在眼前闪现。我问妈妈，当年她到底在这个“保险箱”里藏了多少钱？
“整整300元。”她说。
“只有300元，你还东藏西藏干什么呀？”
母亲认真地说：“可别小看这300元，在当时能盖一大间瓦房，能买好多头牲畜。再说，那是我一个人起早摸黑好些年，积攒下来的血汗钱呀。”
我突然笑不出来了，说：“可是，你至今不曾用过那笔钱，这有多亏啊！”
沉默了一会儿，母亲说：“亏是亏了，不过，花掉它们，我会更难受的。”
我无法改变老一代人的想法。尽管我想说，如果把钱永远埋在地下，藏在“保险箱”里，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经济就会停滞不前。但是，我什么也没说，毕竟，我母亲的“保险箱”已经成为了历史，母亲的想法也正在成为历史。
（(刘俊杰摘自《被封锁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