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跃清
那时候父亲家很穷，母亲家也很穷。母亲出嫁前，父亲托媒人给母亲送去一件红色的嫁衣。那件衣裳红色灯心绒面料，小开领，有束腰，淡蓝色的纽扣，胸前还绣有一朵黄色的小花。母亲穿上这件衣服来到父亲家，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叽叽喳喳地围着看，都说母亲是村里最美丽的新娘。
母亲是个人见人夸的好媳妇，嫁到父亲家第二天一大早就换上补丁衣服，扛着锄头和大家一起下地干活儿了。母亲那件红嫁衣洗过后，叠放在箱里，当她回娘家想穿时，却再也找不到了。据母亲后来回忆，那天早上，她抓了一只鸭，抱了一个大冬瓜作为回娘家的礼物。一切都准备好了，包括那明朗得像鸟儿放出笼一样的心情，但就是找不到那件红嫁衣。家里所有的箱子柜子都翻了个底儿朝天，每一个旮旯儿都找过了，还是不见踪影。母亲绞尽脑汁回忆着，喃喃自语地责怪着自己，一副丢魂失魄的样子，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儿。看到母亲那样子，在这之前一直声称没看见、不知道的父亲终于支支吾吾地说出了红嫁衣的下落。那件红嫁衣是父亲从村里一户殷实人家借来的。那户人家在上海有亲戚，衣服是他家亲戚从上海带来的响当当的上海货。为了借到这件衣服，父亲给那户人家帮了一个工（干一天活儿）还衣服时，由于衣服洗过水了，父亲答应，以后再帮两个工。自己的嫁衣竟然是借来的，现在又还给别人了，初为人妇的母亲，心境仿佛晚秋的凄风苦雨，那种透彻骨髓的悲凉可想而知。母亲深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一根扁担抱着走”的传统思想影响，她不吵不闹、擦干眼泪和父亲恩恩爱爱地过着贫苦的日子。但从此母亲心里有块抹不去的影子，那件红嫁衣成了母亲记忆中最美的时装。
随着农村经济条件的好转，随着我们兄妹们长大成人能挣钱了，家境渐渐好起来。我们给母亲买些适合她那岁数穿的衣服。母亲对那些衣服似乎提不起兴致，一摆弄衣服，就唠叨起那件红嫁衣，有时候她盯着看电上袒胸露脐的时装表演后，不屑一顾地说，这算啥，我那件红嫁衣比她们的好看多了。这时，年迈的父亲歉疚地看着亲，愈发沉默。看着父亲像做错事的孩子一脸无辜的神情，就让人心疼。遥想父亲当年借衣服的情景：年轻的腰杆挺拔的父亲，那天晚上在那户人家的火炕边，讪讪地坐了很久，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最后看人家准备休息了，父亲才鼓足勇气说了出来。那户人家犹犹豫豫、磨磨蹭蹭，好半天才把衣服拿出来递给父亲时千叮嘱万叮嘱，一定要爱惜，不要沾上油，不要烫有洞，不要··· ···当然这些父亲不会向我们说起，我们也不会问。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连自己新娘的衣服都要向别人借，那是父亲心中不可触摸的痛。
突然有一段日子，父亲一扫往日的沉默，进进出出兴奋得像个顽童。有一天，父亲变戏法似的从怀里掏出一件衣服，母亲的红嫁衣！父亲搓着手，满脸的皱纹灿烂：“我去那户人家找了，那户人家把这件衣服忘了穿，放在箱底，还保存得好好的呢，这不，我花了很少一点钱就给你买回来了。”母亲接过衣服，细细翻弄抚摸了一遍，也高兴地说“没错，就是这件。”说罢，母亲抱着衣服泪水涟涟。当父亲如释重负，乐颠颠地转身离去时，母亲抬起泪眼，嗔怪道：“这么大的年纪了，谎都不会撒，也不知老头子动了多少心思，才弄来这么件衣服。这件衣服不是那件，那件衣服的衣领后，我绣了他的一根发丝。"
（白 洁摘自《小小说》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