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给农民松了三次绑。
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把农民从人民公社的捆绑中解放出来，农民获得了有限的生产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生产积极性，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大问题，并且农民首次有了剩余，有了现金积累。
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允许农民“离土不离乡”——发展乡镇企业。这一次松绑，把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发展加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等，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创业积极性，乡镇企业很快成为国民经济的半壁河山，结束了新中国商品短缺的历史，一部分地方和一部分农民也先富了起来。
第三次是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允许农民“离土又离乡”。这一次松绑，把有寻求新的发展机会和能力的农民从农村解放了出来，让农民在全国范围内，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里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机会。这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发展积极性，1亿多农村劳动力异地就业，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突飞猛进，大城市经济圈高速扩张。农民非农业收入超过了农业收入。
改革开放20几年的实践证明，每给农民松一次绑，就是一次生产力的大解放，国民经济就会有一次大发展，农民也在国民经济的大发展中得到更多的实惠。
解放农民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认为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再松四绑：
第一绑：取消农民离开农村和进入城市的一切收费 现在，农民离开农村要办身份证、未婚证、计生证、毕业证、待业证，每个证都得交几十元钱；此外，还要交两费，一是计划生育季度妇检保证金，二是公粮水费、三提五统保证金。农民要办的证和所交的费，少则500元，多则几千元。
农民来到城里还要办证、交费。有暂住证、健康证、就业管理费、治安保护费，还有的企业收取保证金。把这些办齐，少则500元，多则上千元。
这些歧视性的政策和不合理的收费，极大地阻碍了农民就业和农民增收。
第二绑：取消对农民休耕的限制政策 现在，农民有生产经营的权利，但农民没有不生产经营的自由。种田明知亏本，那就不种好了——休耕，没有收成也就用不着交税费，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中国农民还没有取得这个天经地义的权利，更有甚者，还找农民收取土地闲置费。这实际上是强制农民无偿或低偿提供劳动和土地，生产低价的农产品，为社会提供保障。这就是我国农产品多品种大范围生产过剩，农民增产不增收的根本原因之一。
第三绑：开通城乡产权交换的渠道，鼓励“资本家”下乡做“地主”"，农民进城当工人 农民愿意进城可是白白地丢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又觉得大可惜了，进城的农民还担心老了以后的生存问题（社会保障）；城里有钱的人希望下乡做地主（办农场、农业企业），但没法取得土地的使用权。如果有一种制度能开通城乡的产权交易，促进各种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交易，那无疑将大大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大幅度增长。我建议建立“土地金融与社保”制度。其基本内容包括：
1.成立国家土地银行和村集体土地信用合作社。
2.将农业税费改为农民社会保障税，用于农村农民，建立农民个人社保专户，在土地银行系统设专户管理土地社保基金。
3.将集体的土地使用权股权化后分配给农民，土地的使用权可以抵押贷款，获取进城发展的本钱；也可以用个人土地的股权，换取个人进城的社保基金；进城的农民也可以在约定的时间用约定的价格，赎回自己的土地使用权。
4.与土地股权相配套的个人社保账户，可随个人在城乡社保系统流动。
5.土地银行和土地信用社集中土地后，在交易、开发中增值的经营收益，用于农村的公益事业或转为社保公积金。
第四绑：农民的事, 让衣民自己做主 我们总以为比农民聪明，其实不然。民办学校管理权上收，由公办教师取代民办教师，由村民和教育系统双重管理变为教育系统垂直管理，结果怎么样呢？农村的财务管理权上收到乡政府里管理，结果怎么样呢？最近几年，各地大搞结构调整，“逼民致富”，结果怎么样呢？前些年，各地给村里派工作队？结果怎么样呢？大量的事实证明，我们伸手管农民的事，比农民自己管差得更远，且成本高出许多倍。20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政府知难退出的领域，农民一进入就柳暗花明。从人民公社到分田单干，从计划种植到市场导向，从政府包办到个人承包，都说明这是一个真理。
给农民松绑就是解放农民，解放农民就是解放最大的生产力。
（周瑞丰摘自《乡镇论坛》总第18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