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生
荣昌、大足、合川··· ···随着车轮滚滚，大地在我的眼帘中旋进旋出，单调的土色，裸露的肌肤，荒凉了我的心田。在那个凄冷的黄昏，坐在农家门口的老人喟然长叹：“孩子们都走了，土地都荒了！”多年后，那个沉重的感叹号依旧烙在我心底。
孩子们都走了，按照重庆方言的说法，是找钱去了；按照北方话的说法，是奔命去了。
奔命，为命而奔！奔着奔着，就忘了当初的使命。
大哥是1990年奔出去的。临行之际，母亲哭肿了双眼，大哥安慰她：“又不是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了，等我挣够5000块钱就回来把房子粉刷一遍。”两年过去了，房子果然被大哥的汇款粉刷一新；后来，他又砌了一幢两层小楼；再后来又添了音响彩电，但人却依旧漂泊在外。
两年后，二哥也踏上了南下的列车，他说自己有一个在远方才能实现的梦想，贫穷的家乡没有它呼吸的空气。
每近春节，我就常去村头那个石拱桥等车，每一辆车驶来，都使我的心如撞在弹簧上一般陡然腾起，但结局常常是客车疾驰而过，空留一抹尘灰，我的心便如失重的尘埃，坠入虚无。最开始的时候，二哥陪着我一起等，二哥走了之后，就只剩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等着。后来，我也走了，站在那苍老而寂寞的石拱桥上苦苦等候的，便成了我的父亲母亲。
我原本是不想走的，然而，高考填报志愿时，我还是选择了千里之外的一所全国重点大学。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不是我的自愿，而是惯性使然，正如升初中时，我选择了要走10多里路才能到的镇重点；考高中时，又选择了百里之外的省重点；考大学时，那个阿拉伯数字就变成了千里之外。人上了这条道，就如汽车上了高速公路一般，启动了引擎就很难刹住车。我不知道大哥是否也是这样，他刷了旧房又盖了新房，然后又添了彩电买了冰箱，当初的保证他一定忘了，他的下一个目标可能是空调，然后是摩托年车、小汽车··· ···等所有该添置的东西齐备之后，或者还没有齐备之时，儿子又竹笋一般长的跟他差不多高了，那时，他又该操心儿子的学业乃至工作、婚姻了。
就这样，我们三兄弟全都飞走了。
记得每逢我们远行的那一天，母亲就早早地起床，一边抹泪一边为我们煮鸡蛋。鸡蛋煮好之后，母亲端到我们床头，这个习惯多年来一直未变，母亲说吃鸡蛋是图个圆字。然而，鸡蛋下肚之后，家就裂成了两半，一半上了火车漂泊在外，另一半留守故土忍受思念的煎熬。
记得前年春节回家，汽车到站了，透过车窗，我看见那石拱桥上，一个裹着黑棉袄的瘦削老人瑟瑟发抖，那竟是我的父亲。当年他第一次送我上车时，还笑着说等我在大城市安家落户之后，就背上100斤我最爱吃的糯米去看我。没想到我才走了两年，他的头发就全白了，牙齿也没剩几颗，100斤糯米他肯定是背不动了。
父亲老了，母亲也老了，其实，他们都还未满60岁，黝黑的脸上已布满皱纹，佝偻着身子显得很苍老。母亲的身体本来是很好的，以前担着100多斤的谷子走得比年轻小伙子还快，自从二哥去世之后她就不行了。她常说，地都荒了。其实，是她的心荒了。
二哥是踩着大哥的足迹出去的，结果却没能踩着同样的足迹回来。他没有安安分分地打工，他嫌一辈子给人家干活没出息，于是选择了闯荡，进过工厂，学过农艺··· ···但没有哪一个地方不是寄人篱下。城市的路很宽很平，但塞满了车辆和红绿灯，容不下他那双粘着泥巴的脚。当大哥头缠绷带回来时，二哥却在异乡永远合上了他的双眼！
二哥死后，父亲怕我们睹物思人，便把旧房子拆了。回家的那个晚上，我趴在那堆废墟中痛哭了许久，冷冷的月光洒在旧屋的残骸上，砖石瓦砾散乱地堆着，宛如连绵起伏的坟冢。屋后面的大片竹林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几株衰黄的小草在料峭春风中瑟瑟发抖，我们儿时的乐园就这样成了一个遥远的记忆。
家已不是昨日的家，人也不是昨日的人。父母再也不能像往年那样，收工时带上两个橘子或摘个香瓜，一进门就有三个孩子欢天喜地地抢过去。新家里也有孩子，是我的侄子，但橘子和香瓜根本就引不起他的注意，他喜欢玩电子游戏，父母却一窍不通，常常只能站在一旁傻傻地等着孙儿去吃饭。
父母经常抱怨我们不给他们写信、打电话，说这些话时，他们的心里一定满目荒凉。一对老人，盼望着我们快快长大；如今，我们长大了，他们又日复一日地盼望我们回家。
母亲在电话里对我说，田地都荒了。侄子对我很冷淡，我一回去，他就伺机逃跑，仿佛我从来就不是这个家庭的成员。大哥的状况也与我相仿，他至今仍过着候鸟一般的生活，春节一过，他就飞往南方；漂泊一年之后，衔着辛辛苦苦找来的食粮回来喂养妻儿，但儿子却对他一点也不亲近。
母亲说，再肥沃的良田，你不去开垦它，只会留给蔓草去开垦。
去年春节，踩着喜庆的鞭炮声，我去给二哥上坟。春节一过，我又踏上了远去的列车，荒芜的田地依旧荒芜着。
前不久，父亲来信说，母亲老是搬把小木凳坐在屋门口，一会儿望望路，一会儿望望地，她说，我们三兄弟以前挖红薯，种甘蔗的那块地如今长满了杂草，但他们现在已无力经营了。我们那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上一辈人老了，就把土地交给下一辈人，父亲就是这样从祖父手中接过土地的。如今，到了我们这一代，土地就荒了！
（姚崇芳摘自《视野》200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