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子
我从小是在贫穷中长大的，当我还不懂得什么叫贫穷的时候，我首先懂得了耻辱。
我的父母是属于那种勤劳朴实却死板木讷的人。他们有一身的力气，但我们的时代已不是一个靠力气就能过上好日子的时代了。别人谈笑之间挣来的钱，是我父母辛劳一生也望尘莫及的。上大学之后我去打工，每当我看见剩在酒桌上的山珍海味时，我马上可以断定，这绝不是靠辛劳挣钱的人所能做出的事儿。聊可安慰的是，他们拼命干一天所挣的钱，我们一家三口能吃饱穿暖。作为独生女，我也能得到父母最大的爱。尽管这爱的表现方式不是肯德基，不是麦当劳，不是苹果牌牛仔服，不是我叫不出名字来的各种名牌文具，但我在父母的庇护下，也有了一个平静和谐的童年。
父亲对我的爱最直接，也最简单。父亲是蹬三轮车的，于是他每天蹬车送我上学。他弯起宽厚的后背努力蹬着车，有时还和我开玩笑。特别是在雨天雪天里，我干干净净暖暖和和的来到学校，而到了放学的时候，父亲又早早的等在了校门口。这一切令不知道底细的同学羡慕不已，他们说你爸妈真疼你，天天雇车送你上下学。同学的话一下子提醒了我，如果让他们知道送我上学的不是家里雇的，而就是我的亲生父亲，他们又该作何议论呢？我一下子被一种可能到来的强烈的耻辱感击垮了，我做了一生中最让我忏悔的事，我默认了同学们的误解。
父亲不知道我的心理，他不但蹬车送我上学，还时常到校门口我下车之后，再撵上来嘱咐几句让我注意的话。有一次，这个情景被一个同学看见了，她疑惑的问，那蹬三轮的怎么和你那么亲呀。我害怕了，从此说什么也不让父亲送到校门口，远远的在一个胡同里，我就让父亲停下来，然后四顾无人，然后提前悄悄的下了车。
父亲一开始没明白，依然坚持送我到校门口，可忽然有一天他似乎明白了点什么，于是再也不坚持了。我们父女俩心照不宣的达成了默契。放学时来接我的父亲，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在校门口翘首企盼了，他躲在那个胡同里，等着我的到来。有一天下大雨，我跑到父亲那儿的时候，全身已经淋的湿透了。浑身也同样湿透的父亲，却紧紧的抱起我，我看见他眼中的泪水和雨水顺着他的脸流了下来。
到我上了中学，我不顾父母亲的强烈反对，坚决不让父亲送我上学了。
父亲也曾尝试过别的事，可他太老实，做事总吃亏。后来人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坐出租的人多了，坐三轮的人少了，我们家的生活就每况愈下。
母亲四处打短工。母亲有一个原则，她挣到的钱绝不花到过日子里去，她要给我攒着，她从我小时候起就坚信我能考上大学，她一心一意的提前十几年就开始给我攒学费。
我是我们家唯一能拿得出手的骄傲。从我上学开始，我们家真正的节目，不是新年，不是春节，不是任何一个人的生日，而是每一次学校公布考试成绩的日子。那一天母亲眉飞色舞，父亲扬眉吐气，我们家会吃上一顿红烧肉。所以在我的印象里，红烧肉永远是最好吃的东西，最解馋的东西。没想到的是大学里的一次红烧肉，却给我留下了终身难以抹去的耻辱的记忆。
到我上大学的时候，母亲面对学费的数额目瞪口呆，她拿出她一生的积蓄，也仅够我一个学期的费用，而且还不包括我的生活费。我只好像学校提出了特困补助的申请。直到这时我才明白，小时候有关我的耻辱的感觉，比较起此时来，简直就像是毛毛雨。
开学没几天，全班同学都知道了我是特困生，因为我的宿舍被安排在老楼里，那儿的住宿费要便宜多了。我所读的大学据说有一个别名，叫贵族学校，位于省城，很多同学的家就在本市。没到周末，学校的几座大门前，都排满了出租车，一会儿，就被一一的召唤走了，载着市里的学生，飞驰而去。而每个周一返校时，他们都会带上一袋一袋我叫不上名字的小食品，还有家里又给新买的时尚衣物。平时课间休息时，几乎成了零食的海洋，各种饮料瓶、易拉罐、包装袋等满教室都是。他们耳朵上插着最新式的CD耳机，谈论的都是最流行的话语，手机也经常更新。对于许多学生来说，贫困和撒哈拉大沙漠一样距离他们生活太遥远。因为与众不同，我成了他们着重注意的人，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他们用充满好奇和怜悯的眼光看我吃些什么，看我洗脸洗头时居然用的是洗衣服的肥皂，看我不使用任何化妆品的营养不良的黄皮肤。他们经常分享各人带来的不同的新鲜东西，甚至连衣服也经常换着穿。我只有悄悄地躲开。我心理上总有一种被人居高临下地俯视和可怜的感觉，让我难以忍受。我在吃饭的时候通常躲着同学们，不像其他的女同学那样三三两两，结伴而行。我从不上街，从不买零食，上学一年多的时间里，我穿的也还是家里带来的衣服。穿着那些衣服走在到处是青春亮丽时尚流行的校园里，前后左右扫射过来的惊异的目光，让我无所适从。
图书馆成了我最常去的地方，我常常找个不易被人注意的旮旯，狼吞虎咽的吃下去一个没有菜的馒头，好一点时是一根麻花，最好时是两个包子，注意不被人看到我的窘态。剩下的时间我用读书来慰藉大学里一个朋友也没有的孤独。书不是挑人的它一视同仁的对待每一个打开它的人。
但有一个奢侈的行为我却一直没肯放弃，这就是每月一次的和中学几个好朋友的网上聊天，它给了我孤独的大学生活一个极大的安慰。每到这个日子，我都极早跑到学校附近的一个网吧，占好位置，迫不及待的打开我的QQ，寻找想念已久的老同学。
有一次我在网吧遇上了一个同班同学，他当时惊诧的样子让我以为自己出了什么大毛病。我反省了一下，没发现什么，便把这件事忘记了。
我读过自己在大学里的第一个生日时，也是一个人。但那天我让自己又奢侈了一回，我第一次买了一份红烧肉，我也第一次大大方方的端着盘子和同学们坐在了一起。
当时在座的有两个我的同班同学，我至今记得他们那双惊诧的眼睛，那眼睛像不认识我似的反复打量，直到我将盘子里的菜吃的干干净净。
后来就到了让我那个终身难忘的耻辱的日子。
那是一次团会活动，大家讨论帮助特困学生的事。有同学当时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说特困生应该得到我们的帮助，可我们班有的特困生还上网吧；有人补充道，我看见我们班的特困生吃了红烧肉··· ···
同学们把眼光射向了我。
我已经无地自容。
从小到大，我只知道贫穷是一个物质的概念，但到了大学 ，我才发现，贫穷更大程度上是对人的精神折磨。我可以忍受没有菜的干馒头，可以忍受落后于时代的出土文物似的旧衣物，但我无法忍受的是这种被人打入另类的感觉。我不明白，因为穷困，人就连寻找自己快乐的权力也没有了吗？为自己过一个生日难道就是犯罪吗？如果当初我知道我会在这样一种境况下度过我的大学生涯，我不知道还会不会有拼命学习的毅力。大学让我知道了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它给我带来的那种耻辱的感觉，比贫困对人的折磨要强大的多。
当帮助变成了一种施舍，我宁愿不要。
就在那一瞬间我忽然醒悟到许多年来我对父亲的不公。我当年剥夺他对我表示爱的权力，其实也只是因为他穷，我也曾一样的残酷。
我在承受这种现实还是选择退学之间犹豫了很久。
我想起了父亲宽厚的后背。高考最热的那几天，父亲不顾我的反对，执拗的坚持送我上考场。父亲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老了，他努力的想蹬的快一些，却总是力不从心。七月的骄阳下，汗水在他裸露的后背上淌出了一条小沟。而我当时却坐在遮阳棚的车座中。我想起了当时自己的决心，爸妈，你们放心吧 ，我一定给你们带来盼望中的快乐。
我一想到父亲的后背，想起母亲接到我的录取通知书时喜不自胜、到处奔走相告的情景，我忽然感觉到，即使面对的是这样一种现实，我也无权放弃选择。贫穷本身不是罪过，因贫穷放弃了自己生存的尊严，这才是罪过。就是在那一瞬间，我从我多年压抑我的耻辱感中解放出来，生活忽然在我面前明亮起来。
第二天是写作课，我知道老师布置的作业是“感受你生活中的爱”。许多同学充满激情的念起了自己的作文，他们感激父母为他们带来的幸福，丰裕和富足的家庭，从小到大为他们创造的条件，包括高考期间，每天换样的吃饭，包宾馆房间，为了他们更好的休息··· ···老师沉静的听着，不做一声，直到最后，才巡视了一圈失望的问：“还有没有同学要说了？”
我稳稳的举起了手。
我讲了父亲的后背，冬天落在上面的雪和夏天淌在上面的汗；我讲了从小看见母亲为我攒钱的情景，没凑够一个整数，她就信心百倍地朝下一个数字努力。我讲小时候吃苹果，父母把苹果细细的削掉了皮，一口一口的喂给我吃，而削下来的苹果皮，他们俩却推来推去的谦让着，谁也舍不得吃。最后，母亲又用它给我煮了苹果水··· ···
我说我很幸运，贫穷可能让我们生活的更艰难些，可它却不能剥夺我们爱的权力，我感谢父母，虽不能给我那种富裕，却让我有机会细细地品尝到了容易被富足冲淡或代替了的爱。我为小时候对父亲的伤害而忏悔，我一定会向他当面道歉，尽管我明白的晚了些··· ···
我边说边能听到，教室里一片抽泣声。
下课时老师对我说，我非常感谢你，你比我更清楚的告诉了大家，什么是爱的真谛和尊严的意义。
我拿起我早已准备好的一个塑料袋，一个课桌一个课桌的捡拾着同学们丢弃的易拉罐、饮料瓶。我泰然自若，贫穷依然伴随着我，但尊严也在我心中。
从这时候起，曾经有过的耻辱成了我人生的一笔财富，从耻辱感中走出来，我可以用一种正常而不是自卑的心态与同学们相处了。留在我身上的目光虽然特异，但也不让我感到难受了。我能够大大方方地在食堂的餐桌上，平静的享用哪怕只有一个馒头的午饭；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我拾到的回收物品送到回收站，我承包了我所住的宿舍楼的卫生清洁工作。我做家教、搞促销，在不影响学习的前提下，做我所能做的一切。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完成大学学业。
在那一个假期到来的时候，我给父母写了一封信，我详详细细的告诉了他们我准确的到家时间，并提出了我的要求，我让父亲一定蹬着他的三轮车去接我，我要伏在他已经弯曲的后背上，告诉他我这经历过的这一切一切... ...
（吴 超摘自《新青年》200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