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平
在301医院，我见到了胡玉高，他今年32岁，矮小、黑瘦，一双不大的眼睛炯炯有神，穿一件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印制的圆领汗衫，一顿早餐吃了5个鸡蛋。昨天他捐献了100毫升造血干细胞，输入了和他毫不相识的上海大学生陈博的体内，今天准备出院。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体完好如初，他有意在记者面前挺胸脯，甩开双臂像一个他想象中的大人物那样走着。
在不少城里人眼里，农民就是愚钝的代名词，而胡玉高这次进京，着实让不少北京人感动了一回。他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义务为大学生陈博捐献造血干细胞（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捐献骨髓）。很多人不知道，他来京前连一套场面上穿的衣服都没有，是他打工的送水公司老板为他买了一套衣服、一双鞋。
今年6月下旬的一天，3辆小汽车驶进了离昆明290多公里的云南省会泽县罗布谷乡的一个小山村，停在了胡玉高家门前。这个小山村从来没有来过这么多小汽车，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飞遍全村。正是农忙季节，村民们还是不约而同地聚集在胡玉高家门前。
老胡家的小子一直在外面打工，刚回村里，不会出了什么事吧？乡亲们议论纷纷。
老父亲急匆匆地把正在地里干活的玉高叫了回来。路上，父亲问他，你瞒着家里在外面干了什么事？问得玉高莫名其妙。
从车里走出来的是云南省红十字会和省造血干细胞资料库的工作人员，他们说明了来意——上海的一名大学生患了白血病：生命垂危，在北京等待干细胞移植。胡玉高曾报名志愿捐献造血干细胞，而他的配型和这名大学生正好相符，他们是动员胡玉高到北京为那名大学生捐献造血干细胞的。
家人和乡亲们恍然大悟，原来玉高在外面是做了好事。但他们又产生了新的疑虑，捐献造血干细胞是不是要“敲骨吸髓”，会不会影响身体健康呢？还有，既然是用自己的骨髓救人一命，被救的人能给予多少回报呢？
救人如救火。胡玉高说服了家人和亲属，没提任何条件，在乡亲们有些疑惑的目光中，跟着来人走了。
胡玉高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常年的劳动练就了他结实的身板，淳朴的民风养成了他乐善好施、助人为乐的品行。由于地处山区，自然条件差，罗布谷乡成了贫困地区。和这里的乡亲们一样，胡玉高一家5口（父亲、母亲、妻子和一个6岁的女儿）风里来，雨里去，辛苦一年，也只有千余元的收入。为了生活，他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务农，不久又随着民工大潮涌进了城市。他做泥瓦匠，当送水工，为了一个月几百元的报酬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常常穿着被汗水浸透的衣服，在一些鄙夷的目光里穿行于红男绿女之中。命运有时是可以改变的，有时又不能改变，谁让自己出生在贫困地区的农民家庭？他从不敢奢望自己能大富大贵，他知道9亿农民不可能都变成富翁，他这一辈子只能做一个普通人，但他一直渴望凭自己的诚实劳动过上小康的日子，能得到他人的尊重，他渴望融入这个社会，改变一些城里人对农民的偏见，尽管他很渺小，尽管他只是个农民工。
去年8月，胡玉高在浙江嘉兴打工时看到了一本杂志，上面介绍了一名11岁的女孩为救父亲捐献骨髓的故事，他被这个血浓于水的故事感动了。当他得知浙江省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正在招募志愿者时，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在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书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按约定的时间到血站留下了血样。他记得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他走出血站，望着金色阳光下川流不息的车流心中涌动着从未有过的自豪感城里人能做的事，农民也一样能做！
胡玉高躺在301医院一张洁白的病床上，看着从自己体内抽出的殷红的鲜血在循环管中缓缓流动，他想了很多。
他知道，这时生命垂危的陈博正躺在另一家医院的无菌室里，就像即将枯死的禾苗期待着雨露一样等待着他的造血干细胞。他，云南山区的农民，陈博，上海经贸大学的大学生，这种非血缘关系的白细胞抗原配型相符的概率只有万分之几。也许，冥冥之中早已注定了他和陈博的缘分，他要成为陈博的救命恩人。他暗暗祈祷着，希望自己的造血干细胞快快地在陈博体内生长，也不枉来一趟北京。
胡玉高相信科学。现在用于移植的造血干细胞已不用从骨髓中提取，而是像平常抽血那样从外周血（即静脉血）中抽取。造血干细胞分离后的血液又重新输回到供者体内，对供者的健康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他对自己说，专家说没事肯定没事，已经有很多人捐献过骨髓，自己付出一点点，就能救人一命，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另外，他对自己的身体也很有信心，进京前，他在昆明一家桶装水公司当送水工，他一手提一只三四十斤的桶装水，口气上到八楼，腰不软，腿不抖。
在他报名捐献造血干细胞时，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就告诉他，捐献是义务的，将来如果和患者配上型，他有责任兑现自己的承诺。胡玉高有点不愉快了，是不是因为我是农民你们就不相信我？这话他没说出口，他记得很清楚，上小学时老师讲“信”字时的情景——信是“言”加一个“人”字旁，意思是人说到就要做到。只有言而有信，人和人之间才能建立起亲密和谐的关系。胡玉高不知道，以前曾发生过这样的事，配型是配上了，当要捐献时，供者的家人突然提出条件，要多少钱，最后那个病人在无奈中死去。但是钱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他不能不想。村里通电了，他想买一台彩色电视机；父亲常年抽早烟袋抽得落下了咳喘病，他想给父亲买条带过滤嘴的香烟；妻子过门六七年了，还没有添置过像样的衣服，自己辛辛苦苦外出打工，就是为了多挣点钱过上好一点的日子，但生命是能用金钱来交换的吗？谁能说得清楚一条命值多少钱，救人一命该付多少钱呢？
在千里之外的家乡，很多人都认为胡玉高这次能挣不少钱，而在301的病床上，胡玉高明白了，为什么红十字会在组织造血干细胞捐献和献血时都本着无偿的原则。因为在人生的旅途中有些东西是可以交换的，有些东西是不能交换的；有些东西是有价的，而有些东西是无价的。
8月12日，也就是对陈博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当天，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主要领导和301医院、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领导到医院看望了胡玉高。胡玉高躺在病床上，由于打了动员剂，他觉得头有些沉。他对前来看望的领导说，没问题，我的感觉很好。没向领导提什么要求。
淳朴善良的胡玉高成了新闻人物，一时间，他的事迹和照片出现在京城几十家报纸上。北京电视台还对他进行了专访，并制作了一个专题。胡玉高在镜头面前的镇定自若让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人看了后十分开心。
胡玉高幽默地对记者说，过去在村子里，我是最穷的人，现在我是“最富”的人。
其实他心里明白，眼前的一切只是昙花一现。他还是一个农民，回去以后还要下地干活，还要当靠力气吃饭的送水工，走完一个农民应该走完的人生轨迹。不同的是，这次进京，让他拥有了其他村民和他过去无法体验到的一种崇高美好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将永远珍藏在他的记忆
中。
他惟一遗憾的是没有见到陈博，但他相信以后他们一定会见面。胡玉高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回到昆明会受到英雄般的礼遇。省委、省政府的有关领导专程到他的住地看望了他；云南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召开成立大会，他作为特邀代表被邀请参加并在会上发了言。他打工的那家送水公司对他也格外青睐，不仅为他涨了工资，还将他由“蓝领”转为“白领”，成为管理送水工的“头”。有人说，小胡时来运转了。他笑笑说，我不知道。
（金卫东摘自《海内与海外》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