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杨
人一出生，就要被套上个躯壳，这躯壳不是衣着，是户口。
户口具有神奇的魔力，它将人生下来就分成了两种，一种成了外壳斑斓的海螺，舒适地荡漾在博大的海洋中；一种则成了灰土土的蜗牛，只能驮着沉重难看的躯壳，在山坡上艰难地爬行。
农村人羡慕城镇户口，一生都在渴望得到它。我们家乡就有句俗话：“十年寒窗啃黑馍，为了不做庄稼活。”可我们这些背着灰色躯壳的农村娃们，即使寒窗十年，却仍得回到农村，像蜗牛一般面朝黄土背朝天。眼瞅着市民户口的同窗们在接受贫下中农一番再教育后，一个个进了工厂、站了柜台、坐了机关，那羡慕和酸溜溜的心渐渐变得灰暗、枯黄，只好对着脚下的黄土地无休止地发泄。
同样是农村户口的同学，家里有一定门路的，也相继被推荐上了大学、进了工厂，一眨眼就挣脱了灰色的躯壳，变成色彩斑斓的蝴蝶飞走了。
静下心来想想，自己光靠和土坷垃玩命来摆脱这副躯壳，也太天真了。这片种一葫芦收两瓢的土地，让我越来越厌倦，越来越烦躁。人一急，就不会再顾脸面了，便一趟趟磨着鞋底去求人，低三下四找关系，终于通过一个同学的父亲，以生产队外出人员搞副业的形式，逃离了那片养育我二十年的贫穷山村，进县机械厂当了临时工。
我的具体工作是拉料，是个被人看不起的笨重活，就是用架子车将需要加工的零件往下一道工序传送。从这个机床运到那个机床，再从这个车间运到那个车间。虽然像个拉磨的驴一样，周而复始地重复着脚下的路，但心里装着希望，浑身竟有着使不完的力气。闲暇时，总要没事找事地往机床跟前靠，帮师傅们搬搬工件，拉拉铁屑，擦擦陌生而向往的机床。
靠车间尽头有个叫兰子的姑娘，操作着一台车床，年龄和我相仿，人长得耐看，两只羊角辫老是不受工作帽的约束，倔强地露在外面，显得很调皮，偶尔不慎将油污擦在白嫩的脸上，十分滑稽可笑。这台车床旁边有块空闲的地方，我总爱把车子放在那里小憩，站在兰子的车床旁，傻愣愣地看。她总会趁机让我帮她干些体力活，当然，我也很乐意。我也不放过机会，指着车床上的各种部件问这问那，她并不厌烦，也耐心地告诉我。
那天，我刚站在兰子的车床前，她从工具柜里拿出了一本用报纸包着的书，递给我：“师傅给我的，你也抽空看看。我看你有‘野心’，我教你操作。”我接过书，连报纸都没拆，赶忙揣进怀里，美得我呀，一蹦三尺高。
当时的上班时间抓得松，八小时的任务四五个小时就能完成。剩余时间，有的聚在一起胡聊乱侃，有的趁领导不在干点私活。兰子就教我如何识图，了解车床各部位的性能，讲解刀具运用和零件的加工工艺。
兰子上夜班时，我就睡不着觉，心思飞往车间，总想能站在她旁边。她休息时，便怂恿我干一会儿。后来经我的手加工出来的零件，也能顺利通过质检员那无情的尺子。
有一天晚上，我正聚精会神地干一个难度较高的零件，一抬头，兰子没影了，车间主任却板着严肃的面孔站在跟前。我随即被主任带到了办公室。刚坐下，便见兰子缩着头从门缝里挤了进来，还没等主任开腔，她便油腔滑调地说：“主任，主任，这事不能怨他，怨我，是我让他干的，真的，怨我还不行吗？”主任看了看兰子，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口气挺温和：“他是临时工哇。”兰子接着说：“他会干，干得比我还强，真的，不信你问大伙儿。主任，你不能搞‘种族歧视’嘛。”主任沉默了一会儿，向我们摆了一下手说：“你们先出去吧。”
后来的几天，我的心忐忑不安。从兰子的口中得知：按惯例，临时工只能干些粗笨的体力活，不能从事技术工种，大不了干个熟练工。我违反了惯例，恐怕这临时工也干到头了。
果然，主任找我了。主任指着一个新来的临时工对我说：“你把车子钥匙给他。”我一惊，头直发蒙，掏钥匙的手不听使唤地抖动着，心想：完了，这下完了，磨破脸面找的这个临时工也干不成了，这辈子再也没有出路了。主任领我往车间里走时，只觉得浑身散了架，两条腿又沉又软，相互乱绊。来到跟兰子相邻的一台车床前，主任对我说：“你先干着吧。”“我··· ···这让我干？”我像是在梦中，身子一下子飘飞起来，飘啊飘啊，忽然变成了一只蝴蝶，悠悠地飞翔。
晚饭后，兰子来到我的宿舍，拿出二十斤饭票，用轻轻的话语向我表示祝贺。她是正式车工，享受供给制，每月四十一斤的定量粮吃不完。我呢，吃粮食是从家里带来多少吃多少，因为家里吃的也不宽裕，不免要买些高价粮。这二十斤饭票也真算是雪里送炭，让我心里暖融融的，脸上也热起来。一个大小伙子怎么好意思要人家姑娘的东西呢？忙推让着说：“够吃了，你拿回去补贴补贴家里吧。”兰子嗔怪说：“嫌少？拿着，我愿意给你。”望着兰子炽热的眼神，我怀里像揣了只兔子，心怦怦地狂跳起来。
我和兰子一块儿上班，又一块儿下班，城外的河边出现过我俩的身影，各自的宿舍里留下了我俩的笑声。我挂在工具柜上的工作服也常在星期天莫名其妙地“失踪”，上班再穿时，已是干干净净，而且口袋里总会摸出三两斤饭票来。
兰子那深情的眼神像颗顽皮的石子总砸在我的心湖里，溅起层层涟漪，激励着我去打捞那有斑驳外壳的梦，我不敢懈怠。别人胡聊乱侃时，我趴在车床上；别人坐在电影院时，我钻进了书本里。为了一个技术难题，我曾掂这礼物翻山越岭，徒步四五十里去拜访已经退休的老师傅。那次代表县里到洛阳参加青年工人技术比赛，回来后便被厂技术攻关小组吸收为成员，很受领导器重。兰子的父母随后也放出话来，说是只要我能转为市民户口，他们就同意我俩的婚事。
正当我自认为已经走近日夜向往的彩色梦且心跳着将要伸手去抓时，上边突然来了文件，要清退农民临时工，为安置非农业人员就业腾位置。我的梦一下子破碎了。兰子知道消息后，要和我一道去找领导讲情，并对我说：“你是技术骨干，领导又很器重，也许能留下。”我知道希望很小，说说怕也无用。在往领导办公室去的路上，我的泪流了出来，手脚变得冰凉。
没隔几天，厂领导就找我谈了话，说了一大堆遗憾，但最终还是得走人。兰子来到我的宿舍，帮我收拾行李。一切都在默默中进行。兰子将叠好的被褥、衣服和几本技术书籍——摞在当做包袱皮的床单上。动作那么轻盈，透出小心翼翼的感觉，含着让人心酸的温馨。兰子慢慢脱去布衫，又慢慢脱下显得肥大的线坎肩，放在床单上，说：“这是平时节余的手套拆了线给你织的，留下做个纪念，啥时穿上，能想起咱们有过这一段。”说着，双手拉起床单的对角往一块儿包。包袱中包进了她的体温，也包进了她身上的芳香。这哪里是送我返乡，分明是一个温柔的女子在送恋人到那不知去向的远方。可我也清醒地听出了话音，经过这几天的交谈，她的变化也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她父母一直都嫌我不是市民户口，现在又遇到我被清退返乡，她能不动摇吗？这次我没流泪，我的心已经枯萎了，枯萎的心是不会流泪的。她倒流了泪，说：“你，咋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里？”说罢，扭头抽泣着跑出了屋门。
市民户口，从此成了我心中高不可攀的彩云，可望而不可即的明月。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我那颗枯萎的心，我试着在镇上租了两间门面房，贷款买了车床、钻床、焊机，干起了维修加工业务。
渐渐有了点积蓄。有了积蓄就死灰复燃地又想起了那令我心酸又神往的彩色梦来。谁知上边还真来了政策：凡为振兴县城经济捐献一万元者，奖励一个市民户口。说白了，就是一万元可以买到一个市民户口。这个消息像一团火，点燃了我那堆珍藏心中很久的干柴，可自己的积蓄距一万元还相差很远，但为了拥有那个彩色的梦，使自己由蜗牛变成海螺，我开始不顾一切地筹钱：爷爷的寿材缓做，父亲的耕牛变卖，孩子的压岁钱少给··· ···一分一分、一角一角、一元一元地积攒着“梦想”。
这每一分钱就是一珠汗，每一角钱就是一滴血，每一元钱就是额头上的一道皱纹啊。当我用这些代价换来了那个绿色的小本本时，也不知为啥，我忽然想哭，想放声地哭。
成了市民户口，好像一生的愿望都实现了，却再也找不到以往那种浑身是劲的感觉了。而那“昂贵”的市民户口也没有给自己的头上带来光环，相反倒欠下了一屁股的债。为还债，老人有病舍不得上医院，妻子坐月子没有吃过一个鸡蛋，我一件衣服经常是夜里洗白天穿，别家孩子玩玩具时，自家孩子只能在一旁眼巴巴地看··· ···这一件件事都让自己落泪、愧疚、心酸。
中午，刚丢下饭碗，来了个城里装束的中年人，说是在附近租了几十亩地，搞啥绿色种植，要我到现场根据地形为他制作塑料大棚的骨架。我向徒弟们交代后，就坐上了这位中年男子驾驶的汽车。
汽车在颠簸的小道上跑了近半个小时，停在一片浓厚的树荫下。中年男子跳下车，向在大树旁临时搭建的简易房喊道：“打盆水，先让师傅洗洗。”说着走到车后，开始往下卸从镇上捎回的货物。随着话音，房中走出一中年女子，女子拿着脸盆和毛巾走向房子旁边的压水井，嘴里甜甜地说：“师傅先坐下歇歇，我给你打盆凉水。"
当我起身去接女主人递过来的脸盆时，两双眼睛都怔住了，嘴里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个音：“你？”
自己看不见自己，只见她的脸面已失去了当年的白嫩，两鬓有银丝，眼角也被时光刻下了几条鱼尾纹，岁月不饶人啊！
“兰子，你们咋来弄这？”我很惊奇。兰子将毛巾递给我，轻轻地说：“厂子不中了，下岗后闲着没事干，在城里抬脚动手都要花钱。”“那你不会在城里干点别的？”“工作不好找，生意咱也没弄过，这活他以前干过，熟些。”
我指了指中年汉子随手搭在树枝上的线坎肩，诚恳地说：“兰子，我那件一直都没舍得穿。冲着你父母的那句话，我拼了几年，现在也成了市民户口，可我··· ···”“再不要提那啥市民户口了，俺们俩倒是市民户口，正式工，不也照样下岗，还得到农村找活路？”兰子打断我的话，“现在户口都放开了，往后就不再分啥市民农民了，不管在哪儿都一样，只要有真本事。”
兰子的话着实让我吃惊不小，惭愧不已。细想想也是，这几年自己的日子富裕了，凭的不是那个市民户口，凭的是这双有技术的手。看起来，这以后不管是海螺，还是蜗牛，只要有施展自己的空间就行，谁还会在乎你身上是啥样的躯壳呢？
我的血霎时沸腾了起来，仿佛又找到了以前那种浑身是劲的感觉。
（孟立新摘自《牡丹》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