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枫霞
从小学前路过，看到一群孩子把校门口的一家礼品店围个水泄不通。个子小的挤不到前面，手里高举着五元、十元甚至百元的纸币又喊又叫，他们似乎并不注重买什么，只是急于想把手中的钱花出去而已，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了我的童年。
那是一个十元钱就能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年代。
三婶是我的本家婶子。她整天像男人一样长在地里，从播种到收获一天也不敢耽误，为的是每天能挣七个半工分。即使这样，她家的日子依然煎熬，因为那时，七个半工分才值两毛多钱。三叔长年有病，重活累活一点也不能干，咳儿喀地离不开药罐子；四个挨肩高的儿子全是讨债鬼，吃起饭来不知道什么叫饱。
三婶常常红肿着双眼在母亲前嗫喏：“金嫂，他爹又咳得厉害了，昨儿个半宿不能睡，再不吃药我怕··· ···”“金嫂，实在揭不开锅了，再借给两升米吧，一过秋一准还你。”“我家已经三天没吃盐了，能不能借我五毛钱？”母亲心软，见不得流眼泪，只要手里有钱总会借个块儿八毛的给她，毕竟，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次数多了，便总有十几块钱窝在三婶家里，凭三婶的家底，什么时候才能还啊？
那一年我十岁，大弟八岁，小弟六岁，我们都在村小学念书。开学第一天，老师要我们每个人交三块五毛的学费和书费，放学后我就朝母亲要，母亲说等你父亲回来再说。晚上，父亲烧火，母亲擀面，他们谁也不说话。我不敢多问，也不敢靠近，只是躲在一边小心翼翼地捕捉着父母面部表情的变化。终于听到母亲问父亲：“明天三个娃的十元学费到底咋办？你倒是说话呀？”
父亲沉默良久，缓缓地站起来，叹了口长气后对母亲说：“没别的办法，我去他三叔家讨债吧。”
三叔骨瘦如柴、眼窝深陷，恹恹地歪在一堆破破烂烂的被子里，他旁边蹲着一只破口的粗碗，几口浓痰漂浮其中；四个儿子挤挤挨挨地团在炕尾，使劲把破被子往自个儿身上拉，企图盖住从棉裤的破处裸露出来的小腿，他们最大的才八岁，最小的还不会走路；三婶正在灶间忙活，灶火里大概是没有干透的柴，一股股黑烟从中冒出，呛得三叔更加厉害的咳嗽。
父亲蹭着炕沿坐下，先问三叔的病，在讨论地里的庄稼，东拉西扯，终也说不出来意。母亲等急了，找过来，拉着三婶的手歉意的说：“我们也是没办法，孩子的前程不敢耽误啊。”三叔三婶疑惑地望着父亲，父亲见躲不过，才吞吞吐吐地说：“孩子们明天要交学费，你们能不能凑凑··· ···”三婶这才明白过来，泪就流了出来。三叔用双手捶打着自己的脑袋，抽抽嗒嗒地说着悲哀的话，四个儿子见大人哭，也跟着哇哇乱哭。我的父亲和母亲一边劝慰三叔一边跟着抹眼泪。直到灶火的余灰燃尽，屋子里变得更加寒冷之后，大家才渐渐平静下来，没有人再提钱的事，母亲拉着我和父亲一起离开了三叔的家。不过，三婶送我们到门外时却说：“你们放心，明天我肯定误不了孩子们的学。”
回到家里，父母不相信三婶真能在第二天还回十元钱，一家人的等待和希望全湮没在沉沉的黑夜里。
第二天，母亲正准备带我们到学校给老师说情，三婶来了，未及说话，便把十元钱塞在母亲手里。那一刻，我们沉闷的心像突然见到了阳光，一下子开朗起来。也许是过于兴奋，也许是担心到手的钱再有变故，我们竟然没有问起三婶一下子怎么拿出这么多钱。
能上学，我们便没有了忧愁。我和我的弟弟们该上学的时候上学，放学后割草、拾柴，整天快乐的像一群不知疲倦的山雀。
后来听人说，队里丢了两只羊羔，再后来又听说偷羊的人抓到了，被关起来准备批斗游街。回家讲给母亲听，母亲竟然扇了我一个响亮的耳光。这时我才知道，偷羊羔的人就是三婶！正是我们讨债的那一晚，三婶偷了队里的羊羔，连夜背到外村卖了十元钱。
第二天，父亲母亲卖掉家中养了五年的老母猪，揣着足够连赔带罚的钱到大队部里去赎三婶。辛亏父母去的及时，晚去半分钟，三婶的命就吊在她那根细腰带上了。缓回气的三婶说：“其实也不用救，这日子早就过够了，死了心净。”
没有了老母猪，我们家断了生活来源，春节时，连顿饺子也没有吃上。我和弟弟们没有哭闹，贫穷过早地教会了我们忍耐。
多少年过去了，一想起那段日子我都浑身发抖。
（林明华摘自《文学故事报》2002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