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梅芳
夏日的一天中午，我们坐在市中心一家豪华酒楼里，面对的是满桌丰盛的菜肴。在座的，都是市里及各个乡镇的主要领导，我是惟一的一名宣传员。这顿饭之后，这次有关农民现状命运的调研工作也告结束。菜在一盘一盘地上，天上飞的，海里游的，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到后来，许多刚动了几筷子的菜就不得不一盘盘往下撤，而我，早已是吃不下了。东道主——一个乡的党委书记还在不停地劝酒，不时招呼身边的服务员拿酒上菜。
一个小时后，在座的个个都是一副酒足饭饱、醉醺醺的样子，可还有两瓶酒在等着被消灭。于是，有人提议，每人讲一个故事，讲得好的免，不好的就要罚酒三杯。微醉的东道主摇晃着说，我先献丑，就讲一个我小时候发生的事吧。
那时的村庄叫大队，村支书叫大队支书。大队很穷，支书去县里开会，都是步行往返，路上连个拖拉机也见不着。有一个身经百战的老支书，在家里转了好几圈，找不到一点可当干粮的东西，就背上半袋地瓜干上路。中午开完会，去树林里拾点干柴，借口锅在县委大院的一角煮地瓜干吃。
有一次上级到老支书所在的大队检查，老支书捧出宝贝似的一点白面，让老伴擀两碗面条。热气腾腾的、漂着油花葱花的面条端上桌，老支书正生病的儿子的眼睛直了，他躲在里间门口探头探脑不断地吸鼻子，他的小妹妹藏在他身后吮着手指那么好吃的面条，上级只吃了一碗就推开了碗筷。老支书送走领导，回身看见孩子们正争先恐后地扑向那碗面条，他严肃地呵斥住了他们：“这碗面条是大队的，不是咱家的，你们不能吃！”老支书召集大队干部开支委会，商议这碗面条的处理问题。最后商定以5分钱的价格卖出去。挂在村头老槐树上的大喇叭响起来了，村民们都听到了这个好消息，许多孩子都缠着他们的母亲，盼着吃上那碗面条。可是没有人舍得买。那时的5分钱能打一瓶煤油。
正是炎热的夏季，那碗面从中午放到下午，快变馊了。老伴看看孩子，决定把面条买下来，可是翻箱倒柜也没凑够5分钱。天快黑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妇女来了，她的孩子被高烧折磨得几天不吃不喝，从喇叭里听到卖面条的消息，就央求妈妈买，妈妈不舍得，犹豫了一整个下午，才小心翼翼地端走了那碗面条。
听到这里，满桌的山珍海味没有人再动。人们的眼睛都潮潮地红着。那样贫穷的岁月，不会再有了；那样的村支书，在中国，还有着千千万万。他们在最荒僻的乡野亮着，是温暖的灯盏；在最贫瘠的岁月绿着，一点一点，绿成一个春天，绿成无边的希望。
（陆 星摘自《黄种人》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