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 君
那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考取了北方的一所名牌大学，成了全乡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录取通知书寄来时，整个山村都沸腾了，公社革委会主任给我送来一个洗脸盆、一条毛巾，并在我家门前燃放了一挂鞭炮，亲朋好友们也纷纷上门来道喜。我家很穷，穷得连盐巴都买不起，但母亲还是东拼西凑，想方设法煮了一顿红薯米饭招待乡亲们。
临上学的头天晚上，母亲想做一顿好吃的为我饯行，便狠心地把家里惟一能供全家买油盐和零花所需的母鸡杀了。杀鸡的时候，我和父亲还在地里干活，收工回来时我闻到一股香味，弟弟还没等我进屋便告诉我：“娘杀了鸡，今晚给你打牙祭（意即吃肉）。”年幼的妹妹在一旁抢着说：“娘对我们说了，这只鸡只让你一个人吃，说你给我们吃我们也不能要。”妹妹边说边咽口水。
我知道我们家已经有大半年没有沾过荤腥了，全家从口里节省出的钱都让我买了复习资料，上大学的路费还是借的。现在家里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一点的东西来吃了。母亲几天前就打算杀鸡，我不让。那只母鸡每天下一个蛋，母亲要把蛋存起来提到集上去换钱。家里买盐的钱、打煤油点灯的钱、弟弟妹妹上学的钱、送人情的钱，都得从“鸡屁股”里抠。母鸡没有了，家里就断了财路。
我走进厨房，看见母亲坐在灶膛口，一边往灶里加柴，一边抹眼泪。红红的火光映着母亲那张沧桑的脸，脸上深深的皱纹在火光下清晰可见。见我进来，母亲赶忙擦去泪水，笑着说：“娘是舍不得你走哩。”
我哑着嗓子说：“娘，你不该把鸡杀了。没鸡下蛋，往后家里就吃不上盐、点不上灯了。”母亲说：“我儿是全公社的状元，有了出息，明天就要出远门了，你不吃好一点，娘心里难受。”
吃饭时，母亲把鸡肉盛在一个大钵碗里，端到了我面前，桌子中间供大家吃的碗里，只盛了一些汤。母亲说：“趁热吃吧！看你这样瘦，该补一补身体，读大学还得用功呢。”我给低头扒饭的父亲夹了一只鸡腿，父亲把鸡腿退了回来。我又将另一只鸡腿夹给母亲，母亲一躲，鸡腿掉在了地上。母亲赶忙把它捡起来，洗净后又放进我的碗里，说：“这鸡是煮给你吃的，你就只管吃吧，别夹来夹去的。”
面对满满一碗鸡肉，我怎么也动不了筷，踌躇间，我看见弟弟和妹妹用筷子在盛汤的碗里搅捞，想捞出肉却又空筷子缩回去了。我把钵碗推到桌子中间，对弟弟妹妹说：“你们俩都来吃。”弟弟伸出筷子夹了一块鸡肉，小心翼翼地看了母亲一眼，见母亲正用眼瞪他，就飞快地把肉放回钵碗里，妹妹刚刚伸出的筷子也缩了回去。我心里难受极了，就给弟弟妹妹各夹去两块鸡肉，他们俩把肉都夹回了钵碗，很懂事地拿起勺子舀汤喝。弟弟边喝汤边说：“鸡肉塞牙缝，我喜欢喝汤。”妹妹也跟着说：“我也喜欢喝汤，不喜欢吃肉。”
看着他们津津有味地喝汤，我的眼泪流了出来，我冲母亲说：“娘，你就让弟妹一块吃吧。我一个人怎么咽得下？”母亲只好应允道：“你们两个也吃一点吧，往后像你大哥一样考上了大学，我也给你们杀鸡吃。”这时，屋外突然刮起了大风，瓦屋顶上滴滴答答地响起了雨点声。我家从自留地收回来还晾在晒坝上的玉米棒眼看就要被大雨淋湿，父母和我赶快丢下碗筷去抢收玉米。我们正在往筐里装玉米时，弟弟和妹妹也赶来帮忙。一家人七手八脚地刚收完玉米，倾盆大雨就落了下来。回到屋里，我们发现那碗鸡肉不见了，地上，钵碗摔成了碎块，只狗还在舔着残余的汤。
母亲急得直捶胸，心疼得直流泪，一个劲地责怪我不该推来推去，又骂弟弟和妹妹不该出去凑热闹，然后又责骂自己没有将那碗鸡肉放进碗柜里，末了又诅骂天不该下雨，狗太害人。
我劝母亲别生气，就当是我把鸡肉吃了，可是母亲怎么也想不通，一整晚都唉声叹气。第二天一早，母亲送我时眼睛还是红肿的。我临上车时，母亲拉住我的手哽咽道：“你走这么远，一点好的也没吃，娘心里难受，都怪我，呜··· ···”说着就哭起来。
多年来，母亲对这件事一直不能释怀，就像心里有个结怎么也解不开。后来我渐渐明白，母亲心里的那个结，是她几十年来对儿女深沉的爱。
（翁元林摘自《意海》200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