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力
第一个观点是加快城市化。认为中国“三农”问题的要害是中国农村的城市化进程太慢，当务之急是把农民转移到城市里去，只有这样农民才能富裕起来。但是仔细想一想，那么多的农民转到城市到底行不行？从理论上讲，农民到城市形成规模消费，互相创造价值，是可以致富。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简单。从印度的经验来看，大量农民转移到城市后，由于找不到工作，没钱挣，整个城市就变成了一个大贫民窟。即使少数农民能找到一些工作，增加一些现金收入，但是因为城里没有吸纳大批农村劳动力的产业，而只是让一些农民做小买卖，这些农民自我混饭吃的“脏乱差”经营场地，反而降低了整个城市的运营效率，影响了投资环境，形成了许多外部不景气的现象。由此看来，没有产业发展的城市化，并不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
第二个观点是加强教育。认为只要抓好农民的教育，就可以使农村面貌改观。这似乎有一些道理。农民素质提高了，挣钱能力就增强了。当前我国贫困落后的地区十分重视农村教育，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平均每个县财政的60%~70%收入都支付了教师的工资，许多民办教师还转为公办教师。但是教育质量并没有提高，农民越来越缴不起学费，农村孩子的上学积极性不高，因为老师不好好教，而且即使熬出来，也难找到工作。这样问题就提出来了：靠这样的教育到底行不行？
第三个观点就是搞民主。认为只要让农民参与决策了，农民就可以致富了。印度在农村实行民主，也没有成功。印度的民主制度并不是西方社会遵照的游戏规则的民主，当地政治家主要利用种族、宗教来为个人的政治权利服务，上层的争权夺利严重地影响了农村产业的发展。而印度、中国的人口众多，宗教、宗族及社会人文因素复杂，“上不动下动”，仅在农村基层搞民主使农民致富，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四个观点是政府增加财政投入。认为只要财政投入增加，就可解决农村中存在的矛盾，农民就可以富起来了。实际上中国的财政是非常紧张的吃饭型财政。近几年，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发国债，搞赤字，现在看来弊病也不少。世界上只有日本靠政府财政投入来解决“三农”问题，但它现在的农业总产值还不及政府的财政投入多，而且还滋生了腐败。日本房地产危机、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就是日本农协把政府支持农业的钱和筹集到的农民的钱用于房地产，于是产生大量泡沫，金融危机也是政府包揽农业等形成大量坏账造成的。
第五个观点是政府搞工程让农民就业。现在农民就业困难，进城难找工作，于是，有些经济学家开出药方：搞公共工程，让农民去修路、架桥、种树。美国当年就是靠开发西部，让农民到西部取得土地，发展生产，带动了城市的建设，从而增加了收入。但中国如果也靠政府去开拓就业渠道，靠政府给农民支付工资，显然不是现实可行的办法。
第六个观点是搞合作组织。认为现在最根本的问题是农民没有合作组织，如果搞合作组织，小农就能形成团体，就有了竞争实力。可是我国大多数农民谈"合”色变，农民被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公社搞怕了。从实践来看，由政府出面组织农民搞合作少有成功的。中国农民有一个特点，几千年来没有合作的习惯。中国农民的合作与专家讲的合作不是一个概念。专家讲的合作是指陌生人之间，不是亲戚朋友之间，按规章制度搞合作组织。而中国农民习惯于亲戚朋友之间合作，比如靠家族内部合作盖房。再说西方的农民合作组织在“入世”后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比如我考察的美国的农民合作组织，往往希望用自己的农产品进行加工，以分享产品加工的利益。但世界市场的竞争要求在全球范围采购更便宜的原料，于是这种合作组织无法生存，企业只好破产，被私人接管，重新改组。现在国外的农民合作组织也在企业化，即使有未变的合作组织，也往往是在竞争力不强的产业和地方存在。
第七个观点是靠科技来解决“三农”问题。这有一定道理。科技进步，效率提高，农民应能解困。但是在国外产业组织化程度比较高、竞争力比较强的情况下，我们仅仅靠一两项科学技术，同时又缺乏推广的机制和平台，农民同样也难由此增收。即使科技进步、产量增加了，但农产品无法卖出去；即使卖出去也不一定能卖一个好价钱。
通过上述分析可看出，以上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思路都有一定道理，但都有局限性，单一实行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是在中国长期历史演变中综合形成的，有其特殊性。
中华民族一诞生就有产生“三农”问题的土壤，因为我们的民族是在东亚季风区、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生存发展的，主要是靠在黄土地上种植作物维持生活。这种以阳光改变生命体的农业，使得中国农民必须搞家庭经营，这样独立决策、精心管理才能存活。因而几千年前的中国农业就奠定了家庭经营的基础。中国的“三农”问题开始突现是在秦朝。当时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他要在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大范围控制一个国家，就必须高度集权，并采取郡县制，任用文官一层一层地控制这个国家，形成“大国小农”，基础是小农。县以上是官吏为主的统治层，形成了“双层结构”。秦朝一开始政权设在县一级，后来感觉还控制不住农民，就设乡镇。秦末农民起义后，发现这种体制层次太多，农民负担太重，进行了调整，皇权不下县了。于是形成县、郡、州或省，再到中央政府到皇帝的官僚统治的上层社会。县以下是通过乡绅、大户、地主和保甲制来控制小农，还稍带一定民主色彩，因为它不是完全靠官员来管制小农。这种社会就是典型的“官民社会”，分为四级：士（官）、农（农民）、工（工人）、商（商人）。城里住着以官为主的各个阶层，服务于官；农村则是农民，所以以“官民分开”为轴心形成了“二元”结构，城乡分离。中国几千年以来就这样。而美国这种以市场经济形成的城市则不同，州政府往往不是大城市，它的大城市是商业性城市。中国的城市是政治性、军事性的，这样一种社会在公元1000年前在世界上是最先进的。因为从世界范围看，凡是农业文明，基本上没有文官政府，还都是皇帝统治。
相对于西欧文明，中华文明自公元1000年后的发展就不行了。西欧文明，如荷兰、比利时一带雨量充沛，水草丰美，那里人类发展最初是以畜牧业为主，流动性比较大，需要贸易往来。这种畜牧业为主的民族很难准备大量的粮草，因而没有像中国历史上的大规模战争。中国这种以种植业为主的文明，能囤积更多的粮草打大仗，而它们做不到，于是在政治上西欧都是小国，没有形成大国。小国比较分散，就互相竞争，做贸易，后来发展到海外贸易，比较容易产生企业家。而在中国的历史上就很难产生企业家。因为在中国，皇帝统治小农比较安稳，如果冒出一个大户，富可敌国，就容易与皇帝作对，皇帝就会想尽办法消灭他。历史上形成了一种小农平均主义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见人富了就眼红，就“杀富济贫”，企业家如何生存？在欧洲，企业家不但不被消灭，而且还培育，使企业家多起来，于是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市民社会。这时企业家们在政治上的要求也越来越多，于是就慢慢形成了民主政治。它们这一套显然比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上的“官民社会”更合理，相对来说，是比较先进的生产力，比较先进的文化。公元14世纪以后，这种文明扩展到全球，这就是全球化的开端。在这个过程中碰到东方小农社会的文明，就产生了近代的大革命。中国在17、18世纪落后于国外，所以自鸦片战争后屡战屡败。西方的那套体制，先进在信息比较充分，处理比较及时，人性张扬，即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便于发挥。他们对资源的利用也更加有效率，它不是一家一户利用几亩地，而是全球配置资源。而我们的小农主要靠政府指挥，靠模仿邻居，主动性、积极性难以发挥，信息更为滞后，再加上没有企业家这种创新主体，官僚阶层得不到制约和改造，资源配置范围狭窄，难以优化，自然落后。
于是中国思想家开始思索，认识到中国社会落后就落后在小农社会，怎么办呢？毛主席提出把农民组织起来，搞互助合作社，搞人民公社。但这种行政推动所形成的组织形式，使农村经济日渐衰败，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邓小平倡导家庭经营，还讲科学种田、规模经营，同时允许农民经商、流动，可以说这开创了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先河。但是由于当时人们的思想还局限在计划经济体制时的教条式的理解中，把当时小平同志的思路又和过去的传统思路综合在一起。尽管这几年搞农业产业化经营，也有一些农民流动，但大的思路没突破，目标不明确，再加上许多宏观政策的局限，使得我们的“三农”依然是传统的农业、传统的农民、传统的农村，生产方式没有根本改变，组织方式没有根本改变，观念没有根本改变，人居环境没有根本改变。因而现在的“三农”问题实质上就是“五个传统”，即传统的农业、传统的农民、传统的农村、传统的外部环境、传统的认识观念。传统的农业自然是规模小、分散、竞争力差，增产不增收；传统的农民自然是人多且穷，没有知识和技能，难以与现代产业和城市文明对接；传统的农村自然是既保守又落后，环境脏、乱、差；传统的外部环境自然是行政管理为主，缺乏引导，更不懂现代执政理念；传统的认识观念自然是走不出几千年形成的怪圈，认为农民问题就是温饱问题、种粮价格问题、负担问题，认为只要给小农一个环境，小农自己就把问题解决了。
破解“三农”难题，症结就在于农业。因为在落后的种植业、养殖业的生产方式之上，自然产生落后的观念，观念影响农民。传统的农业有了传统的农民，必然是传统的农村。“三农”问题的要害还在于农业。传统的农业有“农”无“业”，不是现代的产业，必然没有竞争力，也就形成不了农民增收的机制。而且这个“业”不仅是现代农业，还要扩展到整个国家的产业，都应是现代的有竞争力的产业，这样农民才能够有转移的机会，有被带动的可能。换句话说，“三农”问题就是一个人的问题、一个钱的问题。问题在于“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各地的成功经验证明：“人朝钱处去，水往低处流。”“人”和“钱”的结合叫做就业，但这个就业意味着农民应得到工资性的现金收入，不应是过去讲的农民在家种地就是就业。能挣到钱、挣到大钱、持续挣钱，那才叫就业。所以就业就是就现代产业之业。没有现代产业的发展，农民的就业不会持久稳定，也不能增加收入。这才是中国“三农”问题的关键。因此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从培育有竞争力的现代产业入手。这是当务之急。这样的产业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现代农业产业；二是现代非农产业。农民在这两大产业中转移、改造从而增收，这样才能真正富裕，农村其他问题才能逐步解决。
许多地方的经验证明，要想跨越式形成现代产业，关键在于是否有现代的政府。很多地方发展现代产业都是政企合力，这不是计划经济时的政企合一，而是企业、政府各就其位，到位不错位，形成互动的格局。政府要为发展产业创造良好的环境，如法制环境、投资环境、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环境好了，产业发展起来了，其他问题就好解决。
在转型时期，我们从以农业为主的发展中大国转变成现代化的民主国家的过程中，必须要一个强有力的现代政府。原因在于：第一，由于我们的社会没有西方社会那种历史形成的法律政治、法律文化，人们之间不是规范的契约关系、法律关系，也没有相应的宗教做补充。这样的社会在转型时，各个主体都在追逐新的利益而离开原定的位置和轨道，如没有政府的指挥和控制，仅靠抽象的法律条文，是无法规范庞大的人群的，必然秩序混乱。同时在这种转型社会中，各种利益主体出现以后，强势一方就会争夺更多的资源，弱势的一方如果没有政府主持公道，制定游戏规则，也很难与之共处。在这样“弱肉强食”的环境中，“三农”难以有人投资，企业家不容易产生。中国当前投资环境好，重要在于社会治安好，这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此外，我们面临国际竞争，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要有牵头人解决“瓶颈”问题形成的体系和机制，这就迫切需要为农民服务的政府，出面承担农民、企业和市场干不了或不愿干的事，而这样的政府只能是现代政府。由此看来，现代政府和现代产业是破解中国“三农“问题的两个关键环节，只有抓住这两个环节展开工作，以此为支点再来考虑以上讲的那些观点和办法，才有聚合点、突破点和增长点，才能真正起到实质性作用。各地发展的实践也证明，哪个地方政府抓住了这两个环节，为企业家的活动、农民的转移创造了好的环境，同时着力培育有竞争力的农业产业和非农产业，注意本地农民和本地或外地有竞争力的产业相衔接（即劳动力转移有明确的目的地），哪里的三农”问题就好解决。
（吴宝河摘自《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