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笑我
这不是一篇关于中国土地资源高度稀缺的老生常谈，对于一个长久承担人口失控后果的大国来说，危机始终是不言自明的。
在经济增长率持续保持世界纪录、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国，越来越多宝贵的良田转化为钢筋混凝土也许不可避免。因此，我们只有将焦点专注于分配问题，才能解开一个早应大声公开的谜团。
中国当前的土地问题，最重要的是其创造的财富和福利，在地区之间、利益集团和社会集团之间、个人之间的分配，当然也包括不同时间中（当前消费和投资未来之间）的分配。归根到底，所有资源问题本质上都是资源产生的财富随着时空在各集团之间分配方式的冲突和斗争。
2003年7月3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进一步治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电视电话会议，就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用地、加强土地管理做出部署。其主旨，就是采取断然措施，制止各级各类开发区乱批滥占耕地，遏止近年来我国耕地锐减的趋势。
就在这次会议召开前后，名副其实的土地之战，已在中国从南到北的农村地区呈现愈演愈烈之势。
河北省新乐市，一名副市长和公安局一名副局长坐镇指挥，出动20余辆警车和上百名警力强行征地，与当地1000多名村民发生冲突。剧烈时砖头乱飞，乔装采访的一名新华社记者被四五名警察痛打，幸被当地老百姓救出，藏到家里反锁上门，才幸免于更加恶劣的后果。
福建仙游县枫亭镇，因建枫亭工业园区征东岭村地。东岭村原有土地500多亩，人均耕地仅2分。枫亭工业园区项目上马后，该村被征土地450亩。村民不能接受协议，遂不让开工。仙游县及枫亭镇政府调动600多名“执法人员”到东岭村强征土地，与村民发生严重冲突。一时石灰,粪尿、石块飞舞，一些坐镇指挥的县、镇领导也被愤怒的村民泼了一身人粪尿。
公说公理，婆说婆理，具体事件的是非曲直，我们难遽判断。但是，各地因征地矛盾而激发的群体事件时有发生，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大隐患。而大量失地农民沦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游民”，已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
国土资源部提供这样令人心惊的数字：2002年上半年群众反映征地纠纷、违法占地问题，占信访接待部门受理总量的73%；其中40%的上访人诉说的是征地纠纷问题，这里面又有87%反映的是征地补偿安置问题。
国家信访局去年受理土地征用的初信初访4116件，大部分聚焦在失地失业问题上。从地区分布看，浙、苏、闽、鲁、粤5省占41%。这意味着城市化和工业化速度愈快，失地失业的农民难题就愈突出。
农业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最近两年，关于征地、土地流转等问题的信访，始终占总量的一半以上。
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社会保障能力的丧失。据一份调查材料显示，浙江省1999年至2001年征用耕地57.7万亩，造成87.8万人失地。一般每征用1亩地，就伴随着1.5个农民失业，这就意味着我国“失地农民群体”将从目前约3500万人剧增至2030年的1.1亿人。专家保守估计，这其中将有5000万以上的农民处于既失地又失业的状态，而从动态来看，这一数字最高可达8000万人。这是我国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难题。
2003年7月初，一位北京的部委领导到南方考察，经过一个地级市时，当地市长向部长夸耀说：本市新技术经济开发区没有花财政一分钱，却建成了全市最漂亮、最高档、最绿色、最适合人类居住的社区。
这位曾在地方工作的部长不客气地说：“这件事你蒙不得我，我了解这勾当。从农民手里贱征贵卖，你没花一分钱，也许还赚钱呢！”
近几年来，中央提出加快城镇化进程，城镇化发展很快，但由于国力限制等原因，实际工作中大多是片面强调城市建设，对城乡经济统筹，基本上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中国的财力、物力仍然向城市聚集。
特别在中西部地区，60%的农村近10年来反而有凋敝之嫌。在城镇化不断发展的同时，农民境况却依然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反城镇化”，因为这样的“城镇化”强化或固化了原来不合理的城乡格局。
当前，各大中小城市都在强调加快城市化，将城市化进度作为自身政绩的目标。推进城市化，就需要道路、住房等的建设。资金从何而来？自然而然想到“土地出让”。因为城市化与土地出让如此紧密相连，以至于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和预计目前城市化进程，来看看当前土地经营到了何等离谱的程度。
据统计，在各地城市的共同推动下，最近10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以年均提高0.63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按这一速度，在未来10年内，我国城市化水平将达到世界发展中国家38.4%的平均水平；在未来20年内，将达到世界47%的平均水平。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我国城市化水平要达到47%的世界平均水平，需要转移农村人口1.5亿人，如果要将城市化水平提高到与中国工业和经济发展相应的水平，则要转移农村人口2.5亿人，这里还不包括每年城市将有800万~1000万左右下岗失业职工的安置问题。按照这一估算，从目前开始，我国未来20年内至少要建1000万人口的城市20座，或100万人口的城市200座。这一目标是否可能呢？据联合国统计，到2000年12月，全世界100万人口的城市才有341座。
两组数据间的巨大反差，从一个特定侧面反映了城市化“大跃进”的不切实际。
据一些学者测算，新中国成立后为实现工业化原始积累，推行的城乡二元化战略主要是通过粮食价格的“剪刀差”，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城市从农村“积累”走至少8000亿人民币。而最近十多年间，通过“廉价征地”这一把“金饺剪”，城市从农村也就是从农民手里“积累”了2万亿元人民币。
很多城市发展规划，“堂堂正正”就以打农民土地的算盘为基础。如开发浦东时，向当地农民征地，1亩粮田补偿2.3万元，1亩菜地补偿2.8万元，再投入六七万元完成“七通一平”工程等出让给开发商时，已高达二三十万元1亩。
据测算，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使农民蒙受了2万多亿元的损失，这些资金足以建设起农村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框架。目前通过农村信用社渠道、邮政储蓄渠道，每年从农村流向城市的资金也相当可观。农民一年辛辛苦苦打工或种地挣来的钱，却不能用于农民自身的发展。城市用这些钱上项目、搞建设，反过来还要占用农民的土地。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城市到了反哺农村的时候了。
近日，新华社发表了一篇“振奋人心”的新闻：中国高速公路总里程已经超过日本，以1万公里的水平看仅次于美国。据说，中国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超越美国！
中国是世界上耕地最为稀缺的第一人口大国，而国土面积近似的美国则是世界上耕地最多的大国，其人口却不到中国的1/4！
高速公路征地是中国土地问题中非常奇特的一部分。对农民的补偿从每亩1万多元到引起群体纠纷的每亩千把块不等。但统统都是一次性的，这意味着即使达到每亩2万元的高标准，对于一个农民家庭要真正从第一产业转移出去，也仅是杯水车薪。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高速公路征地成本低廉，它在中国成为带来巨额利润的行当。尽管一直有声音呼吁，但农民以土地人股高速公路仍然不被允许。
同高速公路类似的是中国的民用机场，中国修建机场的热度完全可以同高速公路相媲美。二者除了都有暴利可图，都有形象工程的共同特点外，还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农民牺牲最大，从中获益最少。而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和流动工人，则主要依靠早已不堪重负的铁路系统和普通公路辗转千里。
高速公路不仅切断了乡村之间天然的联系，很大程度上也切断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联系。现在，从北京驱车经高速公路到上海，全封闭的高速公路及其绿化带，使你看不到中国农村的真实情景。于是，中国的城市同太平洋对岸的更为相似，但与高速公路两侧之外的绝大多数地区对比强烈，犹隔国境。
而作为城市化的基本部分高速公路和机场对耕地的占领规模不亚于城市圈地。
拥有2.14亿辆汽车的美国已经铺设长达630万公里的公路，长度相当于环绕地球赤道157周。汽车不仅需要公路，而且还要停车场。美国修建公路和停车场占用的土地已多达1600万公顷，这一面积很快就能达到美国农民种植小麦的2100万公顷耕地。
一个大区别是，随着汽车数量趋于饱和，发达工业国家修建公路的步伐正在减慢。美国每4人就有3辆汽车，西欧和日本一般每2人有1辆汽车。
中国的汽车拥有量现在只有2400万辆，但今后若达到每2人1辆、与日本不相上下时，就是6.4亿辆。假设中国与欧洲和日本一样，每辆汽车占用0.02公顷土地，中国的汽车拥有量达到6.4亿辆，就要占用1300万公顷的土地，其中大部分是耕地。
这个面积相当于中国现有稻田面积2300万公顷的一半以上。这些稻田生产了1.35亿吨大米，其中一部分稻田是一年两季。
《谁来养活中国》一文的作者、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莱斯特·布朗尖锐地说：“汽车和农作物的土地之争，已经演变成富人与穷人之争。政府用从全体人民那里征收的税款，为建设汽车产业基础提供补贴，事实上就是利用穷人的钱来保护富人的汽车。政府为建设以汽车为主的交通系统提供补贴，就必然要占用耕地。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发展中国家有汽车的人根本不可能超越少数富裕阶层的范畴。在这种情况下，提供补贴就是以几乎看不见的方式重新分配收人，利用穷人的钱为富人服务。”
（李振军摘自《南风窗》200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