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巧俊
春节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邻居大伯硬是要请我吃一顿。大伯在村里是个很有威望的人，与他同辈的，就他读书最多，在村里是个“知识人”。我和大伯紧挨着坐，酒过三巡，大伯耳根热了，话就多了起来。他与我说起了村里的事，说穷的人越来越多，原因是村里的精英跑了，考上大学的都进城了，他们的父母却负重如牛，大多欠债；而更要命的是父母为了儿子，干事业不敢大胆投入。生怕血本无归而影响儿子读书。结果小本经营束缚了发展，这些做父母的就只能囿于自己的天地。
大伯把一大杯酒灌进肚后，狡黠地望着我，叹息说：“你说是不是，农民花钱培养的全是乡村的反叛者，是乡土社会的掘墓人。你就是楷模。”
大伯的话使我震撼，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些。20多年前，我高考名落孙山，回到家乡一边务农，一边拼命地读书写作，目的就是为了不再拿锄头——进城，从而离开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几年之后，凭着我发表的文章，我真的走进了县委机关，后又调到离家乡千里之遥的沿海地区工作。
我们村大都姓洪，有百多户人家。那时我们村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田里能比别村多种出庄稼，加上男的大多有手艺，出去拿人家（工钱），还能吃人家的，让别村汉子眼馋，姑娘羡慕。小伙子找对象就可挑三拣四，找的对象不仅漂亮，而且脑瓜子好使。这也许是后来成为“状元村”的一个重要原因——基因遗传。
我踏进县委机关大门后，村里人对孩子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娃啊，你要努力读书！看人家巧俊不就是拼着命看书才当上了县委的干部吗？”再后来我当上了县委部门的负责人，每次回家把小车停在村里的打谷场上时，人们都用羡慕的眼光打量着，他们对孩子说：“娃，想坐小车吗？”孩子点头说：“想！”大人立马就会说：“那就一定要读好书！看人家巧俊就是读书写文章坐上小车的。”从此之后，村里每年都要考取几名大学生，有的一家就有几名，全村80%以上的家庭都出过大学生，所以被人称为“状元村”。
“穷人吃贵米。”大伯说，“穷也是近年来的事，学费太高，孩子读四年大学，哪家不是勒紧裤腰带，东借西凑，难啊！”大伯说，手头越紧，对庄稼的投入就越少，收入也就少。没有钱买农资，越到春耕时买越贵。有钱人年前买好肥料就便宜许多，可有孩子读书的却要早早准备孩子的学费。再说，大学毕业后干得好，手中有钱的娃子早把父母接进了城，留下的只是没钱的。这就是村里越来越穷的原因。
从富裕村到“状元村”，再由“状元村”到贫困村，难道这是我们读书人的过错？难道我们真的是乡土社会的掘墓人？可我们这些庄稼人的后代，如果不走这座独木桥，何时才有出头之日？
（一凡摘自《杂文月刊》200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