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明铧
北京人的外号，叫做“京油子”。“油”的意思，本来是浮滑、轻佻。用“油”字造成的词语，大都含有此意，如“油嘴滑舌“、“油腔滑调”、“油头粉面”、“油光闪亮”等。“油子”一词不仅北京有，外地也有，譬如南方就有。南方人说的“油子”，是指那种八面玲珑、吊儿郎当、憨皮厚脸、玩世不恭的人。他们说话不用思考，总是能够出口成章；他们行动不负责任，别人也抓不住把柄。乍一看来，“京油子”和南方的“油子”有些神似，但细究起来，其实差别很大。南方的“油子”只是浅薄而已，而且总是停留在市井的层面上，没有多少分量，也引不起他人心理上的震撼。“京油子”因为久居在天子脚下，见识和层次都与众不同，他们常常以一种高屋建瓴的姿态和微言大义的语调评点朝野大事，在气势与内容上均已先声夺人，胜人一筹，所以每每给外地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俗话说：“京油子，卫嘴子。”把北京人和天津人相提并论，是说他们都会说话。诚然，北京人和天津人都善于辞令，的确名不虚传。但北京人的口才与天津人的口才又有所不同。“卫嘴子”只是具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只要给他时间和听众，他就一直不停地说下去。他们只在乎不停地说，并不在乎说些什么，说完以后，别人可以一点印象也没有留下。“京油子”自然也具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但他要求的不仅仅只是时间和听众，他还善于营造说话的氛围，强化说话的效果。“京油子”更讲究说话的内容和艺术，虽然这在他们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差不多用不着去刻意追求，但是就凭他们一口流利的“京片子”便足以令人肃然起敬，经久不忘。
我到北京前后去过多次，也住过一些日子。有时候几乎相信，随便在北京找一个旅馆里的女服务员或马路上维持秩序的老大爷，他们侃侃而谈的政策水平和语言能力，似乎都足以胜任一个地区的长官。
北京人并不喜欢别人叫他“京油子”。实际上外地人叫北京人“京油子”，一般来说也并不包含多少贬义，至多只是一种调侃。全国各地的人，大抵都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名字或外号，而且不以其自身的意志为转移。民国间大华烈士所著《西北东南风》中说，国内各地居民各有相当之“徽号”，如察哈尔人为“山药蛋”，江西人为“老表”，四川人为“川老鼠”，北京人为“京油子”，天津人为“卫嘴子”，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有些“徽号”比“京油子”更难听，只要心平气和地对待这些名字，从历史和地理的角度品评其中的意义和缘由，就不能不承认“徽号”的产生是基本公正和相当深刻的。
“京油子”的形象，我想主要是在明清时代形成的。其原因，我无意做学究式的繁琐研究，但在感觉上，觉得有两点似乎不可不谈。第一，明清时代，全国各地的人才都云集在京城里，他们要交流来往，也免不了要碰撞，要摩擦。这些冷酷的现实，要求人们不得不协调人际关系，注重语言技巧。一个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让自己的言行保持最大的弹性，以便将来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这就使得“京片子”成为一种堂而皇之却又模棱两可的“京油子”。第二，京城里的居民世代住在皇城根下，吃着天子粮，沾着天子气，久而久之，会油然产生一种优越感。再加上他们见多识广，看见过亲王骑马、公主出嫁、举人进京、百官散朝，所以他们就有了许多足以傲人的本钱。他们对于外省人的闭塞和无知，有些鄙视，甚至有些同情。为了开化外省人，他们不能不对他们循循善诱，乃至滔滔不绝。这样一来，“京片子”也就渐渐成了在语言上缺乏节制的“京油子”。
说“京油子”是油滑，是从字面上看。若从实质上看，应该是讲究。萧乾的《北京城杂忆》里专门谈到“京白”，说：“京白最讲究分寸。前些日子从南方来了位愣小伙子来看我。忽然间他问我‘你几岁了？‘我听了好不是滋味儿。瞅见怀里抱的、手里拉的娃娃才那么问哪。稍微大点儿、上中学的，就得问‘十几啦？’问成人‘多大年纪？‘有时中年人也问‘贵庚’，问老年人‘高寿’，可那是客套了，我赞成朴素点儿。萧乾说，京白最大的特点是委婉，例如售货员不是对客人说：“您来点儿什么？”而是对客人说：“您随便儿看，买不买没关系。”骑车的人让行人让路，不是对行人说：“靠边儿！”而是对行人说：“借光。”一般人夸奖朋友的女儿貌美，只是说：“长得多漂亮啊！”京白可比那花哨。先来一声“哟”，表示惊讶，然后才说：“瞧您这闺女模样儿出落得多水灵啊！”相形之下，“长得”死板了点儿，“出落”就带有“发展中”的含义，以后还会更美；而“水灵”这个词除了指五官端正的静态之外，还包含着雅、娇、甜、嫩等等鲜活的素质。
萧乾在肯定了京白的好处之后，也指出了它的坏处。比方说，“北京人要骂起街来，也真不含糊”。他举的例子，是有一个系了红兜肚的女人，能够横堵在门槛上，连续骂一刻钟，而且一个字也不重，从三姑六婆一直骂到了动植物。另外一个例子，是《日出》第三幕写北京妓院里有个家伙，他骂人的话是“我教你养孩儿没屁股眼儿”。所以，萧乾感叹说：“咒得有多狠！”京白讲究艺术，也讲究损人的艺术。所谓“损人”，就是骂人不带脏字儿，却叫人恶心半年。《北京城杂忆》写道：
有一年冬天，我雪后骑车走过东交民巷，因为路面滑，车一歪，差点儿把旁边一位骑车的仁兄碰倒。他斜着瞅了我一眼说：“嗨，别在这儿练车呀！”一句话就从根本上把我骑车的资格给否定了。还有一回因为有急事，我在人行道上跑，有人给了我一句：“干吗？奔丧哪！”带出了恶毒的诅咒。买东西嫌价钱高，问少点儿成不成，卖主朝你白白眼说：“你留着花吧。”听了有多窝心！
现在再反思“京油子”这个词，觉得它除了表现出历史上北京人的浮滑和委婉之外，无疑还包含了他们的精明和刻薄。或者说，“京油子”的内核，主要是指北京人对于语言技巧的过分开发与滥用，以至于造成了文化生态的某种贫瘠与危机。
从另一方面看，“京油子”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善于观察各种现象，加以归纳提高，最后用通俗幽默的歌谣形式予以辛辣的讽刺。
关于用轿夫来比喻军机大臣的“京谚”，近人金梁《光宣小记》中有具体解释。原来，清代军机大臣参见皇帝，至少得四人。跪在最前面的是当家的，专管奏对，大家叫他“军机面”，意思是最有面子的，就像轿前第一人一样，故谓之“洋洋得意”（又作“扬眉吐气”）。跪在第二个位置上的是后备的顾问，上面如果不问就不能越位答话，大家叫他“军机嘴”，比之于抬轿的第二人，故谓之“不敢泄气”（又作“不敢放屁”）。再后面的是负责执笔的，专管撰述而不得问意旨，大家叫他“军机手”，比之于抬轿的第三人，故谓之“昏天黑地”。跪在最后的是供奔走的，大家叫他“军机腿”，比之于抬轿的第四人，故谓之“不知哪里”（又作“趋炎附势”）。另外，京城地广路远，每部轿子常备两班，以便轮换，而军机大臣也是分为两班轮值。京师百姓也以轿班为喻，一班叫“行尸走肉”，一班叫“醉生梦死”，意谓一班奔忙而一班休息也。比喻固然准确，用语不免失之尖刻。
对于“京油子”的虚伪和尖刻，人们历来有讥评。近人夏仁虎有《旧京琐记》一书，开头就说：
都人习见官仪，多讲礼貌，周旋应对，往往中程，然其弊也伪。风气刚劲，不屈不挠，勇于赴义，重名知耻，然其弊也狠。
书中列举了许多刻薄的北京话。如称进京赶考的学子为“浩然子”，表面上好听，其实是谐音“号颠子”——考生所呆的地方为“号”，考生在里面犹如瓜的“瓤子”，讥刺其如蠢然一物。又如称考试落第的举子为“豆芽菜”，也有寓意——凡是豆蔬都要种（中）了才出芽，惟有豆芽菜是不种（不中）的，讽刺其名落孙山。诸如此类，难怪作者慨叹“京语有极刻薄者”。
当然，“京油子”是历史所造成的现象，今天应该另当别论了。
（徐保平摘自《浊世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