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 莹
云南佤族的朋友曾给我讲过一个他爸爸的爸爸的故事：说在解放战争时期，他的爷爷向解放军通风报信，说他在山上打猎时，发现了国民党的军队。问他敌军人数大约有多少？他扳着手指，半天也说不出个大概。后来才突然想起什么似的，从背着的布包中抓出一把草棒，说：“我看到的人就是这么多！”
原来，那时佤族人对数字的概念十分薄弱，连极简单的加减法。都扳着手指数半天也算不清，所以干脆就随手拿来茅草掐成一段段用以计数，或在地上、木板上刻画条纹。
至于要量东西的长短则以人的手臂为尺，两臂张开的长度为一“托普”，一肘之长为一“所”，一“托普”为五“所”；小拇指与大拇指伸开的长度为一“丁特”，一“所”等于一个半“丁特”。
乍听起来，这随身的“尺子”似乎很方便合理，但惯于“分寸”计较的现代人一定会想：各人手臂的尺寸还是有长有短，那量出来的数据不是依然会有所出入吗？而佤族人却从不去计较。
“差不多就好了！”这是他们最常说的话。
他们也曾跟汉人学过做秤，但那秤上却没有精细的斤两刻痕，就是根光滑的细木棍，逢人来借米粮什么的，就随便地称一下，然后在木棍上划道刻痕，下次来还时只要合乎刻痕就行了。但这秤用久了以后，新、旧刻痕混杂，根本分不清谁是谁的了。佤族人觉得有了秤还更添了麻烦，最后连那些秤也弃之不用了，随便看一下，“差不多就好了”。
后来他们干脆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当然，这“物”与“物”之间是否等值，不等值时又该如何解决，也是“差不多就好了”。
以为这只是存在于“远古”佤族社会中的“差不多”现象，却未料到竟在红河哈尼人村寨的一个集市里，让我给碰到了。
我看中一位哈尼老太太的核桃，掏出一块钱来买，只见她把面前的核桃数了又数，堆了又堆，脸苦恼得都皱成了一个大核桃了，最后干脆把那堆核桃往我面前一推，说：“随便拿吧！”
后来又向一位老先生探问他面前的野果要多少钱，他抓了一把给我说：“拿去，吃着玩！”
到了普米人买卖马匹的集市，看见几个大男人蹲在地上堆石头玩儿，但脸上却没有丝毫“游戏”的轻松表情，细问之下才知道他们是在“算账”，大石头是百位数，中石头是十位数，小石头是个位数。
最有趣的是在云南一些乡下小镇里吃烧豆腐，当你坐在烧烤豆腐的炉边时，每取上一块烧豆腐，老板就会在他跟前的桌面上放下一粒黄豆，当你吃上十块时，那些黄豆就会换成一颗玉米。
在向他们问路时，得小心这些差不多先生们话中的“陷阱”。通常他们是以挥手的弧度和话尾拖音的长短，来作为计算路途远近的标准，也就是说，手挥摆的弧度越大，尾音拖得越长，路程就越远。
但让人苦恼的是这并不是个“定理”，比如我曾在怒江边，向一位傈僳族人问路，他的手臂挥摆的弧度大得吓死人，尾音也拖得似乎长无尽头，但再追问究竟要走多远时，他吓人地伸出一根指头，以为是一个月，至少也要花费一天，他吐出的却是：“一分钟！”不过他说的还不是个准数，因为他估算的是以他“骑驴”的脚程。
这种在观念、计数、认知上，“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经验，不仅仅只发生在与少数民族打交道的过程中，同样也发生在与汉人的交往中。
我曾经问一位大陆友人，他的工作地离老家有多远，他以极清淡的口吻说：“不远,不远，坐火车很快就到了！”根据我的“台湾经验”，“不远"、“很快”的路程是十来分钟，最多不超过半小时，但他所谓的“不远”与“很快”，却是“三天三夜”！我当时听得差点没当场昏过去，因为他正要领我去一个据他说“有点远”的地方。
还有一次，在看到一大片约百来米宽的河流时，我问开车的师傅：“那条大河叫啥名啊？”那位个头矮小得似十来岁男孩的师傅，以“气壮山河”的口吻回道：“你问的是那条小沟吗？”
这种“差不多”现象碰多了，让我体悟到：什么是远，什么是近；多少是大，多少是小；什么是长，什么是短；哪个才是真正的“标准”？差不多就好了！
（袁 其摘自《黄山旅游》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