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扬
灾害中影响最大的是发生在美国和前苏联两个大国的“黑白双风暴”。
19世纪，美国鼓励向半干旱的西部大草原移民开荒，认为这是既能发展西部又能解决饭碗的聪明之举。1860~1890年，90万平方公里的处女地被开垦。过度垦牧造成大面积沙化，20世纪30年代，沙尘暴渐成气候，1932年暴发14次，1933年达38次，1934年春季终于发展成灾害性的沙尘暴，扫荡了中西部大平原，使全国小麦减产1/3。1935年，震惊世界的黑风暴降临了，裹挟着大量新耕地表层黑土的西风“长成”了东西长2400公里、南北宽1440公里、高约3公里的“黑龙”，3天中横扫了美国2/3的地区，把3亿吨肥沃的地表土送进了大西洋。黑风暴所经之处，农田水井道路被毁，小溪河流干涸，16万农民逃离西部地区。当年美国农业损失惨重，粮食减产一半以上。
再看前苏联。从1954年开始，为“让荒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在哈萨克、乌拉尔等地的半干旱草原，10年之内开垦了约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度使粮食年产量增加了2/3。但植被和表土结构被破坏的结果是，1960年3月和4月两次出现了大面积黑风暴，仅哈萨克新垦区农田就被毁了20万平方公里，新垦区农耕系统几乎瘫痪，连邻国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也都尘雾迷漫。比黑风暴波及更广、持续时间更长的是白风暴。前苏联在土库曼斯坦卡拉库姆沙漠中修建的卡拉库姆运河，每年可从亚洲第三大湖咸海的主要水源——阿姆河调水灌溉10万平方公里的农田和草场。这种“创造性地再造自然”带来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阿姆河河水被截走，使得阿姆河下游的咸海水位急剧下降，30年间湖岸线后退了10至20公里，咸海湖底盐碱裸露，周围地区沙化严重，“白风暴”（含盐尘的风暴）接踵而至，不仅使咸海附近的环境荒漠化，白风暴还永久性地毁灭了60%的新垦区，使其成为生命的禁区，导致了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
人类文明的进步更多还是体现在大型工程上，当代最有争议的水坝工程——埃及的阿斯旺大坝建设就是一例。
阿斯旺大坝是一座横跨尼罗河的高坝，1970年建成，耗资约15亿美元。水坝体积相当于最大的胡夫大金字塔的17倍，是世界上七大水坝之一。按照初衷，高坝截流后形成的水库可用于防洪、灌溉、发电、航运和养鱼，是一项综合利用工程。但竣工30多年来，阿斯旺大坝的作用和影响却引起了世界各国专家的激烈争议。一方面，它在蓄洪、灌溉、发电、航运和养殖等方面产生了较大的效益；但另一方面，阿斯旺大坝在生态环境方面的负面影响却更加严重。历史上，尼罗河水每年泛滥带出的淤泥为沿岸土地提供了丰富的天然肥料。阿斯旺大坝建成后，这些肥沃的淤泥被挡在库内，还造成河口渔场退化，渔业捕获量大幅下降。
前苏联欧洲部分的草原地带由于过度开垦和乱砍滥伐，导致自然灾害频发。当年斯大林提出了“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倡导在草原区植树，同时继续发展灌溉农业。1949~1953年，该工程营建防护林近3万平方公里，但到20世纪60年代末，保存下来的防护林面积只有2%。
我国在这方面也有深刻教训。“三北防护林”曾被誉为中国的“绿色长城”。20多年来，我国用了上百亿资金来“筑城”，尽管局部收效不小，但首都北京每年仍要“迎接”沙尘暴，而且，绵延几百公里的防护林，现在已经是坍塌的“绿色长城”。这是因为当初造林时不讲科学，以致北方都是“杨家将”——到处种杨树，不仅许多地方的杨树长成半死不活的“小老头”，而且由于普遍种纯林，在发生虫害时，一倒一大片，仅小小的天牛就将宁夏20年的建设成果——几十亿株杨树毁于一旦。
世界级造林工程的纷纷失败，可见主动的生态建设往往很难，这是由于自然的复杂性造成的，有一个教训可为鉴证，这就是“生物圈二号”实验。1991年，美国科学家进行了一项耗资巨大、规模空前的“生物圈二号”实验。它是一个巨大的封闭的生态系统，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大约有两个足球场大小。从外观看，它很像科幻片里建在月球上的空间站。依照设计，这个封闭生态系统尽可能模拟自然的生态体系，有土壤、水、空气与动植物，甚至还有森林、湖泊、河流和海洋。1991年，8个人被送进“生物圈二号”，本来预期他们与世隔绝两年，可以靠吃自己生产的粮食、呼吸植物释放的氧气、饮用生态系统自然净化的水生存。但18个月之后，“生物圈二号”系统严重失衡：氧气浓度从21%降至14%，不足以维持研究者的生命，输入氧气加以补救也无济于事；原有的25种小动物，19种灭绝；为植物传播花粉的昆虫全部死亡，植物也无法繁殖。事后的研究发现：细菌在分解土壤中大量有机质的过程中，耗费了大量的氧气；而细菌所释放出的二氧化碳经过化学作用，被“生物圈二号”的混凝土墙所吸收，又打破了循环。
（赵 敏摘自《青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