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 鸿
这两年，在北京的书市中，出了一个轰动一时的“少帅”，他就是安徽省太湖县在京的打工仔汪福建。在故乡，人们只知道他在短短的9年中，从300元起家，发展到现在的千万元，且是北京市环球图书发行中心、《中国报道》杂志社书刊发行部、北京市德赛利商贸中心3家单位的总经理，却不知道在这几年的打工生涯中，每一次演变给他带来的大悲大喜、大起大落。
1993年初春，随着打工潮的兴起，年仅20岁的汪福建为了摆脱贫困，毅然决定离开故乡，到北京寻求发展。从此，他走上了一条平常人难以承受的风雨人生路。
正月十八这天，汪福建怀揣乡亲们七拼八凑的300元钱上路了。当衣着单薄的汪福建站在北京火车站的广场上时，禁不住打了个寒噤，冻得浑身发抖的他忍不住自言自语了一句：“北京的天好冷啊！”但看着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那像家乡的河水一样川流不息的人群，他在心里乐了，并有了一个坚定的信念：我一定要生存下去，谋求发展。
当汪福建到原本讲好的月工资500元的一家塑料厂报到时，厂子却倒闭了。更没有想到因水土不服，他浑身长满了癞疮，奇痒无比疼痛难耐，并引发了重感冒，高烧咳嗽不止。他借住的北京大学宿舍的学生们见他病成这样，还不上医院，便纷纷劝他：“这样硬挺下去，恐怕要出事了··· ···”可他带来的300元钱一部分交了哥哥的学杂费，一部分花在找工作上，哪还有一分钱啊！善良的同学们都明白他的难处，默默地资助他，一个多月后，他挺了过去，病竟渐渐好了。
过了一段时间，在哥哥做家教的学生家长的帮助下，他在清华大学下属的一个小杂货店里找了一份营业员的工作，月工资60元。在这里他的活干得最多最好，受的欺挨的骂也最多，而得到的报酬却最少，就因为他是个外地人，是个打工仔。
打工仔也是人啊！一气之下，他炒了老板的鱿鱼。这无意识的“一气”、“一炒”，却为他后来在书市上的成功提供了某种密不可分的契机。他走出了才干了3个月的小店，却没有走出清华园。福建的勤勉肯干给大学一位分管后勤工作的领导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那位领导把他介绍到博士生楼打扫卫生，月工资160元，并按正式员工实行奖惩考核。按学校规定每天从1楼到6楼只须打扫一次，而他为了做得更好，却不嫌脏累，每天坚持打扫两次，闲暇时就帮学生们打打开水，送书送饭，并用自己的手艺做起“生意”：我免费为你理发，你满足我看书··· ···乐得学生们如遇知音，哪天不见汪福建，心里就闷得发慌。而一封封表扬信也频频出现在《清华大学校报》上、校长的案头··· ···一时间，清华大学的人都知道有个打工仔汪福建，卫生搞得特别好。然而，他干得太好，就有人接二连三上门找他的茬子。
一句话，要么和他们一样混，要么就走人。选择前者不是他的个性，他只好挥泪离开清华园，用辛苦挣来的3个月的血汗钱，交到“王码电脑公司”
学电脑。他想学好电脑，将来靠技术吃饭，不再受人欺。然而，才学了一个月电脑，他就学不下去了，哥哥读书要生活费，家里为了偿还为母亲治病遗留下来的几万元债务更需要钱··· ···沉重的经济压力使他不得不走出洁静的电脑房，用自己那柔弱而稚嫩的双肩去承担一个家庭的重担，去品那人生的五味。
走出电脑房，已是10月底，距农历年底只剩两个多月了，回家的路费、过年费、哥哥明年的学费··· ···桩桩件件急等着要用钱。他不得不走上街头，干起了卖菜、收酒瓶、推销图书的活儿。
那时北京还未修三环路，为了多挣一点钱，他半夜三更就起床，骑着租来的三轮车到三里河批菜，再骑20公里拉到万泉河去卖。9点钟卖完菜回来，换身干净点的衣服又去卖书。下午6点钟卖书回来，再穿上卖菜的脏衣服到学生宿舍收啤酒瓶去卖。直到10点半才回来，这时学校关大门了，他只好把三轮车放在马路边或临街的屋檐下，躺在上面睡觉。
因为学校早晨5点半才开大门，3点钟人和车出不来，就误了一天卖菜的生意。在收酒瓶和卖书时，他还顺便做了不少的小时工。只要能挣钱，他什么活儿都干。一天下来，人累得像散了架，可看着那辛苦挣来的钱越攒越多，他浑身又来了劲。也许是在家乡苦怕穷怕了，也许是都市人和乡下人的一种强烈反差使他有了某种震撼，那时，在他的内心深处，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拼命挣钱，挣钱！
卖菜时，做啥事总爱动脑筋琢磨的汪福建还发现，同样是菜市批发市场，十里河就比大钟寺每市斤要便宜3毛钱。但小菜贩子都是当地批当地卖，这样利润不大。他就骑车从十里河拉到大钟寺去卖，虽然辛苦些，但每市斤能多赚3毛钱。这样一天下来，就能比别人多赚二三十元。
有一天凌晨，他刚刚将200多斤菜批到手，天就下起了大雨。为了不使这批菜烂掉，他冒着大雨硬是将菜拉到了大钟寺。当时菜市场上只有两三个人在卖菜，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了，而雨却一直下个不停。10点来钟，他终于将菜卖完了，这时他的衣服早就被雨水淋透了，但想想自己赚了200多元钱，心里便热乎乎的。
晚上回到宿舍，他将剩饭剩菜放在煤炉上热好后，脱下快成冰疙瘩的衣服，躺在床上就睡着了。迷迷糊糊中，他感觉不对劲，睁开眼睛想爬起来却动不了，他从床上滚到地下，用膝盖一点一点地撑着向前挪，挪到门边时使劲用头撞门··· ···隔壁打麻将的人听见了，忙砸开门，把他抬到走廊上。救他的人说，煤气中毒太久，若迟来两分钟，就没救了。
年底回家的时候，他拿着用血汗挣来的6000元钱，看着自己的家人笑了，心想两个月就挣了家里6年才能挣到的钱，这苦没有白吃！
知道了在北京卖菜能挣钱，1994年一开春，他就从家乡请了两个女孩一起来帮他卖菜，使他有更多的时间筹划自己的事业。谁知那两个女孩不争气，每天卖出的菜钱比批菜的钱还少，不出两个月，3000元老本就亏了个精光。汪福建不得不打发她们回家，用仅剩下的一点钱替她们买了回家的车票后，他已经所剩无几了。
为了生存和谋求更大的发展，他便从人民大学熟识他的老师同学那里拿来旧书、新出版的书代卖，一天也能挣个几十块钱。但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他便在人大校园里贴了几百张广告，招募了一批勤工助学的大学生为他代销书，按一定的比例给他们提成。为了联系方便，他还借钱买了一个中文BP机。他知道，在偌大的都市，做生意缺乏通讯工具是不行的，信息灵通是抢占市场的一大法宝。如此一来，他的图书生意越做越大，收入也直线上升，从每天几十元上升到几百元。这时他已没有足够的本钱进书满足勤工助学的学生们，书源成了大问题。他只好四处托人为他担保，终于有一个朋友了解他的为人，也很佩服他的毅力，愿意出面为他担保。
于是他每天8点钟从一家图书公司赊书，晚上在该公司下班前准时将书款送去，天天做到货款两清，从不拖欠延误一次。他深知作为一个打工仔，他一无所有，惟一的财富就是信誉，只有充分运用好这笔财富，才能拥有自己立足京城干一番事业的本钱和基础。那时候，每天晚上他租住的小房子里挤满了年轻的大学生，小伙子们一边看电视侃着足球，一边想点子如何上门销售书··· ···当时销售《公司法》，别的书店十天半月才能卖一本，他一天能卖出几十本、上百本，生意十分火爆。
到了1995年，他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资本，便正式投身京都书市，成为一名真正的书商。由于“学生军团”助销十分得力，当年上半年他就销出100多万图书，纯收入6万元。有了一定的本钱，他便在人民大学南门的小巷里租了一间小房子做书库，把6万元全部购了书。
一天下大雨，他冒雨骑着三轮车来拿书，附近的一个电工见大雨天别人都往屋里跑，他却往屋外跑，想到近来本地区电路频频出事，感到此人十分可疑，忙报告了派出所。派出所一查，满屋子书，啥证件也没有，忙通知工商所、文化局，把书全给没收了。辛苦半年，6万元钱血本无归。这沉重的一击把他敲晕了，但也把他敲醒了：要想立足京城干一番事业，仅仅靠动脑筋肯吃苦守信誉还不行，还必须学法懂法守法。明白了这一点，他仿佛一下子感到自己成熟了。
1996年初，曾和他打过交道的一家图书公司见他在销售图书方面业绩不错，便以月薪2000元请他出任销售部经理。这个待遇是当时京城一般工薪阶层的两倍，算是高薪了。但干了3个月，他却不想干了。
这时他哥哥已经从北大研究生毕业，家里房子盖了，2万元欠款也还了，基本上没有了后顾之忧，他要在书市上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不愿一生总是为别人打工，把自己困死在别人手中。走的时候，公司老总出20万元年薪挽留他，他却婉言拒绝了。经过几年磨难和摔打的他，信心十足，相信自己能干出一番事业来。
谁知并非事遂人愿。这年9月份他通过多种渠道筹措到30万元的资金，精心策划、编辑出版了一套《老板经典》大型工具书。书一出来，就受到了七八家书商的联合抵制，因为他在销书时的不凡业绩早已闻名京都书市，像一个艺高胆大攻无不克的独行侠，使他们感到了一种深深的威胁和不安。过了整整两个月，接近年底，《老板经典》尚未销出一本，福建急得心火上冲，满嘴唇的水泡，张嘴都说不出话来。
那30万块钱，都是朋友和熟人，甚至还有在校学生你一份我一份凑给他的，他们借钱给他时的那种慷慨神情和信任的目光，价值何止30万元？在强者的身上，压力往往演绎成了动力。他充分动用人民大学信息灵、交通方便的地理优势和一个高素质人员众多、潜力巨大的直销商——学生军团的作用，还别出心裁投资1.6万元印制了2万个标有“老板经典”的精致典雅的手提塑料袋，使每一个买书人都成为义务广告宣传员。
春节一过，好兆头出现了，这本书成了畅销书：不到一个月，就收回了成本；第二个月，纯赚30万元。也就在这时，他承包了一家杂志社书刊发行部，并扩大投资，招兵买马，租房进军京都书市。自1996年以来，公司效益连年翻番，一年一大变，仅其属下的环球图书发行中心就拥有码洋4000万元的图书。
（施 凡摘自《山东青年》200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