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景轩
农村干部是党和政府在农村工作的基石。他们无“品”、无“编”又无“靠山”，可说是比米粒还小的“官”。但他们肩负着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头大任，是构建现代农业经济大厦的顶梁柱。然而，他们在汹涌而至的时代大潮面前却难以挺直脊梁，阔步向前。
飞速发展的形势，日新月异的变化，与农村干部的学识水平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山西省平陆县共223个村，支部书记中，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有128名，占56%；村委会主任中，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达到122名，占54.7%；其中还有一大批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一般干部。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的知识水平在工、农、商、学、兵中，倒数第一位。农村干部虽然是这些低水平人群中的佼佼者，但他们面临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轨的考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考验；经验管理向科学决策转轨的考验;；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的考验；传统思维方式向现代思维方式转变的考验。他们想提高素质，但现在所处的环境又使其进退维艰。他们一肩要承担繁重的工作任务，一肩又要承担全家生计的重荷。
他们的精力不允许，集体经济匮乏，资金也不允许。以致他们很难接触到新的科技传播工具，很难走出自己的地盘，多数人面对的是穷山恶水，打交道的是和自己水平差不多的群众，看到的也许是报纸上提供的一些过时的信息。像这样的干部，怎么能承担起全面推进小康建设的重任？
作为基层干部，被称为群众的当家人，而广大农村干部则被沉重的经济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正所谓，无钱的掌柜难当，即使你使出浑身解数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截至2002年，平陆县常乐镇44个村，共计欠债134.8万元，每年平均举债3.06万元，有3/5的村连买一瓶墨水、一本稿纸的钱都得干部垫。后涧村有1000多口人，集体经济无一分钱。支部书记毛兴科、村主任赵怀义为集体办事每人垫支2万余元；副村长宋王存当了20多年干部，在去年村里修路过程中，日夜操劳，突发脑溢血死亡，到现在也没有领到每月30元的工资，总计欠其工资6000余元。据统计，后涧村拖欠干部的工资在6万元左右。
经济的匮乏，不仅束缚了干部的手脚，影响了干部队伍的稳定，同时还损害了干部在群众中的威望，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
在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经营变成了单门独户的事，集体主义观念受到了严重的冲击，部分群众存在“有吃有穿不靠你，不批不斗不怕你”的心理，给农村两个文明建设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不要说没有明文规定的公益事业，就是法律规定的义务也被当做儿戏。以农业税上缴为例，缴农业税是农民应尽的义务。但是在个别村、个别户、个别人身上却成了不是问题的问题，成了乡村干部的一大难题。有一个村共有628个农户、2352人，每年应承担农业税任务5.9万元。由于一开始个别群众无故不缴税，从而影响到一个村、一个组，直至发展到25%~30%的户不缴税。这个村2000年欠农业税1354元，2001年欠9295元，2002年欠16767元，成几何数字增长。
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法律空白应该是最直接、最主要的根源。虽然时间已跨越到21世纪，但我们使用的关于农业税征收的法律还是1958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6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这个《条例》的第3条规定：“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人的单位和个人都是农业税的纳税人，应当按照规定交纳农业税。”通篇没有涉及不交税应该怎么办。1992年9月4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中规定：打击偷税、欠税数额达到1万元以上者受法律制裁。正是由于法律的空白，助长了农村恶习的蔓延。
“在前面扑头扑面地干，苦些累些都没啥，最怕有些人给你做暗事。”每每提及此事，农村干部大多都有一腔苦水。在基层，报复村干部案件每年都要发生几起，多数农村干部要么怕丢人，不愿报案，打碎门牙往肚里咽；要么是报了案，破不了案，还搭赔上车费、烟、饭等开支；要么是心里清楚是谁，苦于没证据又怕下次再遭报复。
报复村干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千方百计使你经济受损，士气受挫，家庭受扰。在报复村干部案件中，有的是村支书的果树桃树被毁案，有的是村主任的麦草被烧、牲畜被毒案··· ···表现最为恶劣的是一起腊月三十给村主任门前放花圈、门上贴白对联案，和一起村支书在光天化日下遭歹徒袭击的案件。法律在这些人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村干部却成了弱势群众。有一个村主任，因调解一个邻里争水浇地之事，伤了一方利益，当天晚上10余棵即将采摘的鲜桃树被锯掉；一个村干部因征收农业税与一农户发生争执、当天晚上30余棵果实累累、丰收在望的果树被砍掉，无奈只好辞职。
报复村干部的另一面是，极个别工于心计的人，利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给予的权利，每每在换届前。或无事生非，造谣惑众；或张贴小字报，扰乱人心；或走村串户发烟散酒，纠集亲朋好方拉扮群众，利用选举这―合法的手段，达到自己险恶的目的。有的看在选举中达不到目的，就采取多种手段干扰选举进程。这些现象虽属个别，但危害甚大。
报复农村干部的案件屡屡发生，似一把利剑刺在农村干部的心窝上，令他们如履薄冰，心有余悸，惟恐后院失火。
农村干部难当，难就难在事事都得带头：对于上级布置的任务，别人不做的你要做，别人不干的你要干；有时明明知道这样做了会吃亏，会带来风险，但是，你必须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常乐镇北留史村党支部书记秦明彩是一个视人民如父母、视责任重如山的人。他任村干部以来，是个党叫干啥就干啥、干啥就要干好的好干部。他带领群众完成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狠抓产业结构调整林，发展果林1000亩，解决了群众的行路难、吃水难、上学难的问题。现在该村有线电视进了村，程控电话入了户，水龙头一开清水流，高产苹果质量优。全村年产苹果100余万公斤，200户人家中，有120户群众盖起了新房。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支书，却家徒四壁，空空如也。一家4口人住在两孔土窑里，家里所有的财产都是结婚时双方老人给做的。
是什么原因使秦明彩如此的贫困？在去年初中考试时，他的女儿在《我的父亲》中写道：“爸爸作为村干部，啥事都要带头，交特产税，别人不缴能行，他不缴不行··· ···“顺着这根线索，我们调查的事实也许能说明些问题。
——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尽快使群众走上致富路，上级号召群众栽百合。群众不理解，各级乡政府把发展任务层层下解到村。作为干部，秦明彩率先垂范，投资1000余元，种了2.5亩。市场行情却不行了，百合成了滞货。1000余元付诸东流，2.5亩地两年没收成。
——接着又让搞滴灌，他又投资了1000余元，建起了两个“土炮楼”，成了形式主义的反面典型。
——2000年调产，政府号召种烟，给该村下达任务200亩，他为当好表率，把自己的5亩麦地留下，又以每亩150元的高价承包了别人的8亩地种烟。由于市场和自然环境的变化，当年烟叶仅卖了380余元，至今家里还存着一堆无人问津的烟叶。7000多元的投资荡然无存。
——为了完成农业税征收任务，他除带头完成自家的任务
外，1998、1999两年还分别以个人名义贷款和借款各3000元，垫缴了个别不缴税群众的任务，到现在还有2000余元未能收回，以至于债权人10多次找到家里讨要，闹得全家鸡犬不宁。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党报党刊征订、道路维护费、民兵训练费等等，无经济无来源，为了完成任务，只有靠个人借贷，现在秦明彩身上还有几千元为集体垫的款不能兑现。儿子已经24岁了也未敢找人说媒；小女儿的学费也常常使他愁眉紧锁。每每提及这些事，他都显得那样无奈和内疚。
在这次全面抗击非典的战役中，常乐镇44个村的干部为了群众的安康，为给群众消毒，自己垫钱买药价值1万余元。而这些钱何时能报销？成了未知数。
作为兵头将尾的农村干部，可说是“全天候”型的父母官。每天，他们眼睛一睁，忙到熄灯。上到富民工程的实施，下到两口子拌嘴、邻里纠纷，什么事都得管，什么事都得办。计划生育、宅基纠纷、统筹提留、修路植树、公粮征收、农田水利、退耕还林、教员工资、报刊征订、移风易俗、爱国卫生、文明户创建··· ···凡此种种，干部无处不在，无事不抓。
在调查中，我们许多农村干部自嘲为“脱产干部。”他们一年有3/4的时间忙于公务，很少能顾及自家的事情。被中共平陆县委授予“优秀农村干部代表”的张犬窝，在担任下卓村村主任期间，一心扑在工作上，为了群众，他不怕风险带头打果窖；为了发展，他自己顶名贷款、担保贷款，为发展畜牧业的群众提供资金；为了振兴，他上下求援，自已掏钱求亲拜友为群众架电、打井、安电话，最后终于倒在了为群众销售苹果的岗位上，用实际行动印证着农村干部实践“三个代表”的诺言。在笔者从事基层工作的10多年间，积劳成疾的农村干部不下10余人。正是这些全国最小的官，用他们瘦弱的肩膀，挑起了农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这副沉甸甸的担子。
党的事业前仆后继，可这些农村干部丢下的妻儿老小的路还很长，这些积劳成疾的农村干部倒下以后，那昂贵的医药费也使他们无力解决，成为妻儿老小的一块心病。石穴村原支部书记全项茂，2001年12月患视网膜脱落症，一只眼睛已看不见了，医生检查让其住院做手术，因经济困难，一直推到2002年4月30日才做了手术，5月8日出院，共计开支5600元。因病，他主动辞去了支部书记的职务；因病，他欠下了沉重的债务。
农村干部不堪重负，农村干部处境堪优——他们在呼吁新机制的建立，为开展工作撑起一片艳阳天。
首先，他们希望建立培训机制。不断给农村干部充电，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农村干部的培训应该纳入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环节，每年应分春冬两季对农村干部实行调离培训。另外，应为农村干部解放思想创造条件，让他们走出去学，请进来教，使其成为政治上可靠、经济上懂行、技术上精湛的农民致富奔小康的领路人。
其次，他们希望建立激励机制。农村干部一辈子的追求就是些奖状之类的东西。所以各级党委、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干部的评优奖励力度，可以在职权范围内授予“劳动模范”、“优秀村干部”等荣誉称号。更主要的是，在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加大村干部的比例，地方财政应该建立干部奖励基金，也可以选拔十分优秀的农村骨干到乡镇工作，招聘为干部。
第三，他们希望建立保险机制。农村干部由于所处的环境和所具备的职能决定，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常常受到不应有的侵袭和威胁。面对这种情况，各级政府应把农村干部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保险等进行规范管理。在农村税费改革中，要特别强调把农村干部的补贴工资列入地方财政出支，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第四，他们希望建立法治机制。加快法制建设，不至于在工
作中—直翻老皇历，也不至于使农村的一些错误思想、违法行为继续蔓延和滋长。
总之，保护农村干部，事关改革开放的成败，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败，绝不能等闲视之，必须引起我们各方面的关注。
（刘名远摘自《人民政协报》2003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