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林
一次田野调查中，听到一个农村孩子的父母这样说：“读书就是为了让孩子考大学，可我们的孩子上初中都没钱，怎能支撑到他上大学？读了初中不上大学，那是赔本生意，我们做不起，何况上了大学又能怎么样呢？咱又没有关系，工作又怎么找？”最近，国家教育部的《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正式公布，许多长期沉淀在教育系统中的问题也被提到了研究和解决的台面上：比如说高中文化程度人口比重偏低成为我国人力资源素质提高的“瓶颈”；比如说人力资源的巨大与人口整体素质的差距明显；比如说城乡之间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层次结构呈现出较大的不均衡性··· ···“教育关怀”和“弱势补偿制度”的提法，成为这项成果最受关注的“兴奋点”。
显然，以上诸种问题的存在都关涉到“农村教育”的难题和困境。农村教育的“贫困”中所包含的许多制度性问题得不到解决，就很难迈开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的步子——那么，农村教育的症结又在什么地方呢？
常在农村调查，熟悉农村盛传两个不成文的公认“定律”。
其一称之为“经济与教育的反比原理”：在一个不太富裕的村镇，一个村的大学生所占比例越高，这个村的经济排名也就越靠后；一户人家的孩子书读得越“高”，这户人家的经济状况也就越不济。
其二称之为“蠢儿理论”：子女书读得越来越高的人家羡慕邻居生了个“蠢儿子”，不用花钱供他读书；生的两个孩子太聪明，一门心思从小学读到大学，家里的每一分钱都花在他们身上，还欠了一大笔债，大学毕业了又得借钱为他们“找路子”··· ···留在农村的爹妈还得自己挣钱还债。看来，还是那些“蠢孩子”的父母有福气。
农村致富的本质出路是依靠教育，可在今天，农民承担了巨大的教育成本之后，不仅没有富起来，反倒生计困顿。从这种尴尬的“赔本生意”中可以看到，当今中国农村教育和农村经济所面临的制度性难题与困境。
农村经济为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建国之初的价格“剪刀差”剥夺了农业，支撑起城市今日繁华的工业基础。而如今在教育领域，这种劫贫济富式的“剪刀差”并没有随着计划经济的消逝而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变本加厉地牺牲农村支撑城市。
1976年之前，财政拨款中教育经费的投入和分配都由中央政府制定，由省县具体执行，农村公社中学在贫穷和富裕地区可获得不同比率的资助，国家有责任在每个公社起码维持一所中学。农村学校在公社管理之下，由国家和地方资源共同支持，赤字将由上一级（地区或省）补贴。通过统一的国家预算，城市为农村、富裕地区为贫困地区补差。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农村教育承受了中央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关照。
情况发生改变是在1976年后的教育结构改革，城市教育成为这场改革最大的受益看。农村就是从那时起开始承受与城市的“教育剪刀差”：教育系统内集中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城市为中心为上大学做准备，这使城市教育可以继续接受政府的各项资助保障；而农村教育资金筹集及其管理全面下放到基层，本来基础就很薄弱的农村教育开始背负上沉重的资金压力，以至于捉襟见肘不堪重负，资金和人才自然因为“以城市为中心”的政策导向而流向城市。由于乡镇一级的教育管理和经费筹措能力过于薄弱，农村教育和整体经济在这种“剪刀差”中暴露出重要的矛盾：教师工资拖欠的问题首先发难，解决这一问题的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增加学生的学杂费，而这一措施又导致了严重的农村儿童失学现象。
由于城乡教育“剪刀差”，农村经济发展在被掏空的基础上很难进行。如果我们把上大学从以“农村家庭”转向以“整个农村经济体”为分析主体，就会看到“剪刀差”的影子：农村培养大学生，从小学到大学的绝大多数教育成本是由农村承担，而最后多数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城市里工作，是由城市来直接享用高等教育的成果，收获智力资源的硕果。
目前，乡财政在发展农村义务教育中承担了主要责任：各级财政预算拨款占58%，其中乡级财政就占到了48.3%，县财政占9.2%，来自省级以上的财政专款几乎没有。乡镇财政已不堪教育经费的重负，多数乡镇赤字和负债严重，而税费改革将导致乡镇财政收入锐减。这个“包袱”到底扔给谁呢？教育支出就占到县级财政的50%左右，乡镇一级占到了75%左右，这样的县乡如何能够支撑起发展经济的重任？
教育是农村致富的惟一出路，但在漏斗经济的“剪刀差”中，这条道路似乎被异化了，“不上学等着穷，上了学立刻穷”的二难困境折磨着农村，折磨着教育，折磨着农村家庭，教育成了农村经济发展中一条越挣越紧的铁链。
现有的农村教育从根本上讲是为城市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离开农村、农民和农业的人才，而不是为农村培养人才。这个制度设计中，农村大学生进城有着充足的利益驱动机制，而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因为制度安排中缺乏利益驱动机制促使进城的大学生回乡为农村经济服务。有去无回的现实正好跟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相矛盾——这是典型的市场失效，成本与收益不能对称，需求与目标错位，斥贫趋富。
有经济学家天真地认为：农村为城市的发展提供的智力支持和承担的教育成本，会自然从市场反哺机制中获得收益。这种停留在理想化层面的宣传和诉诸道德意义上的倡议，在市场经济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因为市场只会跟着资金和人才走。集中人才和物力资源以城市为中心的宏观经
济政策纵容了城市在这个制度化过程中对农村的掠夺，“烛光工程”、“希望工程”、“春蕾计划”之类慈善行动对于庞大的农村教育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
如果农村经济不能从教育中获得益处，这样的教育能够维持长久吗？要让农村从这个过程中获益，要让农村教育能够开出农村经济繁荣的花朵，首先在于，增加中央和省级政府在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方面承担的份额。中央和省级政府负担义务教育费用的意义在于，他们可以通过这条宏观杠杆调节富裕地区与贫穷地区、农村与城市、穷县与富县之间的差距。经费由中央、地方各级政府共同负担，县里统管，通过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合理公正地分配教育成本。
其次，调整现有的教育培养目标。我国现有的高等学校（包括农业类高等院校）都在培养城市需要的人才，很少考虑培养农村所需要的人才。如何把农村丰富的人力资源转化为雄厚的人才资源，发展“为了农村、在农村”的农村教育，是以制度设计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为此，中央政府应当通过户籍制改革，配套多种优惠政策，建立制度化的利益驱动机制，引导进城的大学生返乡，形成发展农村经济的良性循环。
曾和一个村干部谈到城乡教育“剪刀差”和“漏斗”的比喻时，他并不同意我的思考，他说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是咱中国的，何必算得这么清楚，农村付出教育成本，城市享受智力资源，钱都花在了中国经济发展上，无所谓谁来承担。质朴真诚的表达让我无言以对，我感到，在中国城乡经济的二元结构中，如果这种“剪刀差”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农村经济总有一天会被这个“漏斗”弄空，那么，对于这个农村人口占70%以上的国度，受伤害最大的将会是谁？
（韦 俊摘自《中关村》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