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 伟
今年正月初八，三位农家妇女来给我岳母拜年。除了一些农产品、每人还带了—个纸包裹。我拆开一看，都是自做的布鞋。岳母端详着针脚细密、做工考究的布鞋，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我和妻子传看着，心中也感到暖流涌动。现在的农村人，穿自做的布鞋已不多了，妇女们也都不大做鞋了，这鞋的价值，不是用钱可以计算的，一针针、一线线，都凝聚着真挚的情感。
岳母当了一辈子乡村小学教师。1958年她高中毕业，当将军的父亲动员她到工农第一线去，投身祖国建设。她便来到江西老区，在一个公社中心小学教书。两年后，她又主动要求去了离公社20里山路的山村办学。山村条件实在艰苦：两间房子，一间办公兼住宿，一间做教室；30多个学生挤在一起，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全部教学和教务由她—人承担。老乡们送来了柴火、蔬菜和鸡蛋，也送来了他们的感激：年幼的孩子再也不用跑20里山路去上学了，更多的孩子有书读了！
工作量是超负荷的。白天站一天，没一点空歇；晚上要备四个年级的课，还要自学美术、音乐。再苦再累，她从无怨言，教学秩序井井有条，教学质量在公社属上乘。1963年，她与一位连长、她父亲以前的警卫员结了婚。两个孩子相继出生，她送一个到父母身边，自己带一个。她在山村小学一干就是30多年，直到退休。
30多年里，岳母究竟留多少学生在家吃过饭，究竟为多少学生垫付过学杂费、医药费、谁也说不清楚。但有一点，学生们都不会忘记，那就是大部分学生都穿过她做的布鞋。
那时，农家孩子能有双球鞋就顶好了。下大雨和化雪时，球鞋常被浸得透湿，教室里一片咳嗽和跺脚声。岳母心中不忍，便想做些替换的布鞋。她放假时从父母家背来一袋旧衣破布，一层层地粘成鞋底，然后一针针地纳实。我妻子清楚地记得，在寒冷的冬夜，她母亲偎坐在被子里，一边给她讲着童话故事，一边“哧、哧”地纳着鞋底，纳几下，便用针在头发上撩擦。妻子好几次爬起来，扒她母亲的头发，看针尖在头上扎出血了没有。岳母陆续做了大大小小20来双鞋子，在教室后墙上整整齐齐挂成两排。下雨或化雪的天气，她一早就生起一盆炭火，叫学生们脱下湿鞋，穿上布鞋，然后将湿鞋放在炭火四周烘烤。有时还在炭火上支个铁架，熬锅姜汤。看着孩子们穿着干燥、暖和的布鞋，岳母这才能安安心心地讲课。
学生们在课堂里打闹时，常将书包、帽子甩来甩去，但是谁也不会拿墙上挂的布鞋当“手榴弹”。如果谁不小心碰掉了鞋，马上去捡起来，拍拍灰，在墙上挂好。新入学的细讶子拿鞋子玩，大同学立刻会瞪大眼睛加以制止。有的学生家里孩子多，常打赤脚，岳母就会选双合适的送给他；有的鞋穿旧了、破了，岳母就会做新的补上。一位已是大学副教授的学生在来信中写道；那两排鞋子已珍藏在我的内心深处，岁月的尘沙永远不会将它湮埋。
1970年，岳母“赋闲”的父亲来到小山村住几天，散散心。他久久地端详着墙上的两排布鞋，不时取下一只看看，眼里充满了慈祥，就像在连队里检查士兵的宿舍一样。他回头看着刚满三十、眼角已布满皱纹的女儿、心里感到十分欣慰。他忽发奇想，要亲手做几双布鞋，可他只会打草鞋，不会做布鞋。我妻子当时5岁，紧紧抓住这难得的机会，指导起外公来。爷孙俩熬糨糊、剪破布，粘粘贴贴，手忙脚乱，头发上、脸上、手上、衣服上到处是锅糊、布屑，惹得岳母忍俊不禁。
1972年，县革委会分管教育的副主任偶然来到山村小学，对两排布鞋挺感兴趣，想抓个典型。后听说是“叛徒”“内奸”的女儿，便不了了之，村民们愤愤不平了很长一段日子。
1973年，岳父转业至省城南昌工作，并为岳母联系好了市里的一所小学。岳母思虑再三，还是留在了小山村，直到1994年退休。
这些年来，时常有岳母的学生及村里的老乡来探望，每次都
给岳母带来很多欢乐。春节的这次，三位农妇送来的布鞋更勾起她对山村小学的无限思念。然而，当客人们吃过午饭告辞后，岳母却有些闷闷不乐地独自坐在沙发上一声不响。原来吃饭时，客人们谈到，自从岳母退休，先后有几位教师来接班，但都干不了一年就走了。现在公办教师谁也不来，村里有文化的青年也嫌工作重、待遇低而不干。七八岁的孩子又要跑20里山路去上学、实在让人放心不下，一些孩子又不上学了。
岳母默默地坐着，久久地端详着三双布鞋··· ···
（刘鸿辉摘自《星火·小品大观》200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