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菲
我叫刘桂阳，1939年9月18日出生在湖南省衡阳县白沙村的一个贫农家庭。童年的磨砺，培养了我强烈的责任感与坚韧的性格。解放后，我读完高小——这在当时的农村女孩中还是不多见的。18岁成了家，婚后我随丈夫到郴州鲤鱼江电厂做运煤工人。虽说是力气活，但都有工资，日子过得还算可以。
1960年6月，家乡来信说，父母都患了浮肿病，爷爷也病倒了，弟弟中断了学业，家里连吃盐的钱都没了。我焦急不已，当即请假回家看望。一回到家，得知可怜的姑妈因提出分点自留地种菜被批斗，想不开跳塘自杀了，丢下5个哭娘喊饿的孩子。因农村办公共食堂，全劳力每日只供应2两大米，吃不饱，全家人得了水肿。不少乡亲拿着原本用来喂猪的苦菜、麦糠等充饥，几个老乡因病呕吐出的全是树皮与草根··· ···我震惊了，乡下的日子牛马不如啊！这些情况，党中央、毛主席知道吗？
7月24日，我买来红纸、毛笔，“愤笔”疾书，一口气写下了“人民公社是阻碍社会主义前进的高山”等12条标语。随后，给丈夫写了一封信做留言：“我于今日远离家乡，为挽救全国人民的生活献出我的力量，也可能献出我的生命。万一如此，望你把儿子抚养成人。”第二天，我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1960年7月26日，我来到首都北京。顾不上饥渴与疲惫，一出站台，便打听“中央政府”在哪里。可是问了好多人，都摇头。后来遇上一位交警，他反问：“找国务院吧？”我连连点头：“正是！正是！”
几经辗转，我终于来到中南海北门外。随即，我从背包里拿出标语，用白胶带“作案”，一下子将“打倒人民公社”等12条标语全贴到墙上。贴好后，我激动不已，便小跑着去告诉大门前的警卫战士：“同志，那标语是我贴的，我要通过标语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语气中显露着几分自豪。
警卫上前一看，大吃一惊，急忙要撕下来。我不让他撕，于是两个人便撕扯起来。
一个女人终究敌不过年轻的警卫，我当即被“请”到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我如实交代了自己的姓名、住地、籍贯和来京行动的动机和目的，并一再强调是为了使党中央、毛主席了解农村的情况。从这一天起，我在公安局每天被提审两次，审问的内容都差不多：“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来北京贴标语？”“谁说农民的贫困生活是由人民公社造成的？”“你的幕后指使人和同伙是谁？”
当时，公安部有个主要负责人认为我是“现行反革命”，要求严办，并命令我签字。我坚持在问话记录上注明“必须让党中央知道”，否则拒不签字。
刘少奇于1959年当选为共和国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可谓日理万机。但他从一份《公安工作简报》上注意到这个案子之后，迅速对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做了指示：“农村因缺粮饿死了人，这是事实。请你马上转告当地政府，刘桂阳事件先不要定性，送回原籍，并把结果上报中央，要对她反映的情况进行详细调查，再进行处理。”
1960年9月16日，我被押回郴州。9月27日，被郴县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在鲤鱼江电厂召开了宣判大会。
11月22日，被羁押了两个多月的我突然获释，说是“因有身孕而保外就医”。
1961年2月，郴县副县长王朋义找我谈话，上“政治课”，告诉我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多久，宣布撒销法院对我的判决，并对我的工作生活做了妥善安排。生了大女儿后，我又回到了电厂上班。
7月26日，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在郴州地委书记陈洪新的陪同下，专程来到电厂，对我敢说真话的精神给予了赞誉，还说是代表刘少奇主席来看我的。原来，当刘少奇主席得知我反映的问题属实，但被以“反革命罪”判处5年有期徒刑时，明确做出指示：“凡涉及对人民群众案件的判决，应深入实际进行调查，实事求是，严格依法办事，切不可草率结案，以免伤害群众，影响党的威信。刘桂阳的案件，要进行复查。”湖南省政法领导机关经过复查，认为我反映的农村情况属实，但我将这些归咎于人民公社，提出“打倒人民公社”是极端错误的，不过动机是好的，是为了让党中央了解和知道情况。且我一贯表现良好，应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应该判为“反革命罪”，应撒销原判，与原工作单位协商安排工作，要进行耐心教育。当《湖南省公安厅关于刘桂阳案件调查处理报告》再度呈送到刘少奇手中时，他做出重要批示：“同意处理意见，并建议湖南省委张平化同志亲自找刘桂阳谈一次，一方面适当地鼓励她认真向中央反映农村情况，另一方面适当地批评她对人民公社的认识和她采取的方法，以便引导她走上正确的道路。”
据了解，刘少奇主席在这次批示前，与王光美一道到湖南宁乡、长沙等地进行了一个半月的考察，摸清了农村生活的实情。
"文革”风云多变，1968年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做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从而铸成了中共历史上的一桩冤案。荒唐的历史，使刚刚开始抬头做人的我又栽进了“黑线人物”的深渊，我的命运从此和刘少奇同志的厄运联系在一起。
1969年3月16日，我被资兴县军管会拘押。那天上午，万人宣判大会上我被加判刑期5年，执行10年有期徒刑。当时，《鲤电快报》整版刊发了《粉碎刘少奇反革命翻案的黑“批示”，誓死保卫三面红旗——把攻击三面红旗的反革命分子刘桂阳捕捉归案》的文章。于是，我挂着10多斤重的“现行反革命”牌子整天被游街示众，几个小时跪着接受批斗。
在那段日子里，一向坚强的我曾想到死，忠厚的丈夫一次次安慰我：“刘少奇主席是对的，你也没什么错，莫放在心里，总有一天，历史会清白的。”其实，那时我丈夫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从电厂的经警转岗为起重工，脏活、累活、重活少不了他，回家还要拉扯4个孩子。14岁的大儿子因肾炎引起出血，不治而死。为了这个家的安宁，我想离婚，可丈夫坚决不答应。
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一举粉碎林彪一伙篡党夺权的阴谋。10月27日，郴州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了资兴县军管会对我的判决，维持郴县1960年的原判监外执行，我被遣送回农村劳动改造。
1978年12月，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拉开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序幕，于是，饱经沧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春天，同样饱尝冷暖的我也迎来了人生的春天。1979年4月1日，郴州中级人民法院宣告我无罪。不久，我又重新上岗，成了衡阳市电业局的普通工人，直到1987年退休。这期间，国家补发了我2400多元的工资。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做出《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然而，敬爱的刘少奇同志早在1969年11月含冤去世。1980年5月17日下午，北京天安门广场国旗低垂，气氛肃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代表万余人隆重举行“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那天我一直守候在局办公楼会议室，收看现场直播。看到电视屏幕里出现刘少奇同志的遗像，我禁不住失声痛哭。追悼会结束后，我在家里设了一个小灵堂，用家乡最淳朴的方式悼念自己的恩人———跪在地上，重重叩了3个响头。
1988年11月24日，刘少奇诞辰90周年，我和老伴特意去了一趟花明楼，参加“刘少奇纪念馆开馆仪式”。每年的11月24日，我都点燃香烛，默默地祭莫这位伟人。
1998年7月26日，恰恰是38年前贴标语的这一天。我再次来到北京，在中南海北门贴标语的墙前站了很久。这一天，我见到了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我们两人一见面便抱头痛哭。是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我们既悲又喜，悲的是亲人早已作古，喜的是历史的镜子不会永远蒙尘。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女工与一位名垂千古的共和国主席，因特殊的时期而有了特殊的经历，不敢说是荣幸，有的只是深深的悲哀与无尽的感叹。
（刘名远摘自《三月风》200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