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军 罗莉红 史霖
吴瑞林的父母是福建泉州安海镇的农民，家中的孩子排行最小的吴瑞林算是得到了父母的格外关照，但也只读到小学五年级便因贫困而辍学。从十二三岁起，吴瑞林开始下地干活。
17岁的吴瑞林整天琢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改变自己终日与锄头为伴的命运。“我不想晒太阳了。”不安分的吴瑞林开始在石狮拜师学裁缝。父亲去世的那一年，19岁的吴瑞林有了自己的裁缝铺。他的拿手好戏是做中山装，一天一夜做一套，可赚工钱1.4元。裁缝的工作使吴瑞林结识了形形色色的人，比起还在农村辛勤耕作的少年伙伴，吴瑞林可谓见多识广、消息灵通。
他先是办起了村里的第一个缝纫班，接着又投资兴建了采石厂，成为村里的最早的万元户。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一次意外的火灾将吴瑞林烧成了穷光蛋。倔强的吴瑞林又倒表、倒布、包工程，探索各种各样的发财方式。对泉州的工商局来讲，那时的吴瑞林有点像“李鬼”，神出鬼没地干些违规不违法的事，被抓住是常有的事，吴瑞林曾创下过在“不法户学习班”连续长达83天的学习记录。
1982年，吴瑞林的事业有了点起色，他挑头承包了镇里的服装厂，挣了不少钱，也学会了怎样管人待客户，令手下300多个工人个个喜气洋洋。
吴瑞林盖起小楼房，骑上了安海镇最气派的“川崎”摩托车。可老天总是出其不意地捉弄人，1985年下半年，一位与吴瑞林合作得最好的台商朋友交了订金，吴瑞林便购原材料，组织工人不分昼夜地加班加点，赶制冬装。而整个冬天过去了，台商一去杳无音讯，数十万元的产品积压在仓库里。
服装厂摇摇欲坠。吴瑞林第一次有了被市场上了一课的感觉。几个月后，国家严厉打击走私，没有了低价原料的支撑，服装厂被迫停产，吴瑞林欠下20万元的银行贷款和10多万元的工人工资，再次陷入困境。
那一年的春节，吴瑞林是在讨债人的陪伴下度过的，也是他一生中感觉最寒冷的季节。
生意场上的失意令吴瑞林看清了世态炎凉，平时笑脸相迎的乡邻一夜之间翻了脸，亲戚和朋友避而远之··· ···这一切令吴瑞林心如刀绞。
一夜之间，30出头的吴瑞林仿佛苍老了许多。“我不能垮，绝对不能！”大年三十的夜晚，他决定背井离乡外出闯世界。这个倔强的闽南汉子，愤然生出祖先荡舟求生的豪迈气概，毅然携妻领子，悄悄地离开了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他只能在心里对那些帮助过他的人说：“我一定会回来还债的！”离开故土的那一天夜里，凄风苦雨，一家人顶风冒雨走了很长的夜路才拦上了泉州至厦门的车，再从厦门辗转至广东深圳。
在沙湾租了房子，最豪华的摆设是一台破旧的电视机。
吴瑞林这次是给老乡打工，有过厂长经历的吴瑞林被委任以车间主任的职务。
吴瑞林如鱼得水。作为中层骨干，吴瑞林可拿3000多元的月工资，妻子也被安排在工厂打扫卫生，一些废弃的边角余料也可卖废品赚点小钱。一家人省吃俭用，还可以支付老家的利息。
也许吴瑞林天生就是个不安分的人。车间的生产并不是满负荷运行，吴瑞林提出承包经营：在首先满足工厂订单的情况下，酌情另接外单。老板和股东们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个能给工厂带来效益的承包方案。
可年终算总账时，老板和股东们傻了眼：除工厂收获了大笔的利润外，吴瑞林个人的收入按合同突破了39万元。
一个打工仔的收入超过39万元，老板们的心态不平衡了。他们撕毁了期限为3年的合同，董事长是吴瑞林的老乡、乡情在金钱和利益面前也要让位。
从这个厂里出来，吴瑞林一时不知做什么好。缝纫的手艺早已生疏，即使熟练也无法养活一家老小。在人生地不熟的深圳，吴瑞林熟悉的只有电话机，便靠折腾电话机配件度日。
那一段时间是黎明前的黑暗，整个家庭陷入了混乱。
吴瑞林因为缺钱，大儿子辍学。二儿子和小儿子所在的学校郊游，他交不起25元的费用。
中秋节，孩子们呆在国贸大厦，吴瑞林则因操劳过度，哮喘复发而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国贸大厦53层，在当年是深圳最高大的建筑物，是深圳人购物、游乐的中心。大儿子吴志阳为安慰无钱参加学校活动的弟弟，便带他们去国贸大厦玩。
坐电梯上上下下，在旋转厅流着口水看那些可望而不可即的食品，然后兄弟3人买了1支冰棍，坐在喷泉边轮流吮吸。
3兄弟带着莫名的兴奋到医院看望父亲。
吴瑞林躺在病床上，听孩子们讲述国贸大厦的见闻，酸楚的情绪顿时涌上了心头，一种愧对孩子的内疚油然而生。
“家里就这个样子，你们好好读书吧。”吴瑞林底气不足地教育孩子们。
做父亲的责任让吴瑞林更加努力地寻找机会。浙江有家喇叭厂准备在深圳设办事处，吴瑞林说服厂领导让他全权代理。
在红梅租了一间平房，既做办公室，又做宿舍和仓库，一家人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喇叭的销售中。
吴瑞林上门推销，大儿子吴志阳随后送货，妻子做仓库保管兼炊事员。两个读书的孩子放学回家也都加入了“战斗”。
凭着勤奋和优质的售后服务，吴瑞林迅速拓开了深圳市场，几乎每个星期，浙江总部就要发一趟货来，此时吴瑞林就会脱光上身跳上车，和家人一道高高兴兴地卸车。
产品大多销售给录音机厂、电话机厂等外资企业，这类企业多属来料加工。和厂里建立了固定的联系和友谊后，有的厂家就把按政策规定可以内销的10%委托吴瑞林销售，他的生意慢慢做大了起来。
有了一点积累，吴瑞林自己办起了电话来料加工厂。1986年对国内电话机行业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好时机，因为他起步较早，加上拼命钻空子找门路推销自己加工的产品，所以利润也就很可观。1989年底，他拥有了一辆二手旧车，银行的存折过了5位数。
“农民意识”常常被描写为“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吴瑞林毕竟还是农民，能够养活老婆和3个孩子，还有了“屁股底下一幢楼”（汽车），便滋生了“小富即安”的满足感。想到当初那些把他逼得背井离乡的势利人，他就油然而生了“让他们看看”的豪气——不由地走进大商场，花2800元买了一块欧米茄手表，决计让那些人看看“谁比谁强”。
掐指一算，吴瑞林一家已离开故里4年。4年里没有回过老家。老家有关于吴瑞林的各种传言：有的说吴瑞林发了，在深圳神气得不得了；有的说他根本没有发，现在穷得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
回到老家，一帮乡邻听说吴瑞林的手表值2800元，一个个直吐舌头，人前人后地围着他转，争着要吴瑞林带他们去深圳挣钱。可没过几天，这帮人又跟着原是本村村民的一位香港人去转悠了。这位村民当过兵，转业后娶了位香港女士就成了香港人。他的岳丈是一位富商，岳丈换了块新劳力士表，旧劳力士表就戴到他的手腕上。
他在同吴瑞林谈话时不时地抬腕看表，引得吴瑞林不由得也看自己的表。
吴瑞林的表是新的，在灯光下格外抢眼。
他冷冷地笑了，断言这表是假的。吴瑞林反驳说，在深圳国贸大厦钟表专柜买的，怎么会有假？
他却以不屑的口气说，你们这种人，怎么会戴真表，骗乡里人罢了。一句话把吴瑞林气得说不出话来。
他又借题发挥，大谈生意经：“你们这类人不是做生意的料，骗点小钱可以，大了就不行。”
吴瑞林气得浑身发抖：“你又做了什么大生意？还不是靠你岳父老子吃饭？你哪点儿比我强，不管真的假的，我的表是我劳动所得，你的呢？”
当晚不欢而散。
欧米茄表的真假在这里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因为这块表，激发了吴瑞林再次创业的热情。
两年后的吴瑞林已腰缠250多万元，完成了自己的资本原始积累。 1992年，吴瑞林悄然进入惠州，扎营在江北乌石，与TCL集团隔江相望。
1992年8月18日，“侨兴”正式开工，当时TCL的免提全按键电话正风行全国，全面控制市场。
吴瑞林的100多号人和两条生产线完全不是TCL的对手，但侨兴的新款机型填补了当时国内入网机的空白，与市场上的国外品牌相比，外国机要1200元一台、侨兴机才300元一台。
狭路相逢，创新者胜。
吴瑞林虽只有小学文化，却不遗余力地搞起了新产品开发：液晶来电显示、录音电话、无绳电话、智多星微型电话、IC电话··· ···
这些，无不是在深入了解用户的需求和心理后设计推出的、每一款机型、每一类品种，都针对不同的群众。
从1994年开始，侨兴电话的市场占有率大幅上升，公司每年以150%的速度增长。仅仅过了7年，侨兴电话的市场占有率已神奇般地跃为全国第一位。
企业的最终结果是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去。可谁来帮你“卖”呢？吴瑞林想到了老家卖甘蔗的方法：直销。把产品直接卖给消费者。
这就需要有一个辐射全国的电话机销售网络，每个销售点都必须有“人才”支撑。
吴瑞林迅速在全国布点。
他想起了30年前老家的一个奇特景象：生产队敲钟开工，农民们便扛着松土的锄头在甘蔗田里磨洋工，甚至躲起来睡大觉；傍晚收工后，各家各户在自己家的自留地里披星戴月地忙碌——为自己真实地忙碌。
假如所有卖侨兴电话机的人都感到，无论节约的成本还是创造的价值都有自己的一份，那不就有了“卖”的劲头？
“侨兴实行内部股份化，一切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吴瑞林想。 凡事总有“一夫当关”，让卖电话者当老板的“股份化方案”其实惟一要过的“关”，就是如何挣脱“家族制”的樊篱。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家族制似乎是许多私营企业创立之初的必然选择，血浓于水的亲情可以把大家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但现在则不然，必须建立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和激励人才的机制，必须使经营权和所有权彻底分开。吴瑞林深知“江湖险恶”，他下了至关重要的一手棋——让副董事长兼总裁的大儿子吴志阳去学习“充电”，任命年仅33岁、东南亚第一台1.9G增强型数码无绳电话的研制者之一、曾任职于加拿大和美国的电讯公司的朱刚为执行总裁。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一场轰轰烈烈的通讯革命已经开始，谁把蛋糕做大做好，谁就将“称王称霸”。可“做大”的资金从哪里来？银行贷款？——国企尚且吃不饱，何况私企！高息集资？——犯法！国内上市？——“指标”根本遥不可及！怎么办？从乡村田野走出来的吴瑞林破天荒地来了个思维大跨跃——去国际资本市场融资，敢做“去美国股市吃螃蟹的第一人”！
那一年，吴瑞林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新加坡、美国、香港联交所和日本大阪证交所的上市企业。最后，他的目光停在了美国纳斯达克证券市场上。他的好友——一位资深证券人士连夜打电话告诉他：“‘货币游戏’最难玩，别白费功夫。”可吴瑞林仍然按部就班，照自己的设想一步步走下去。首先，他清楚，到境外上市想达到主板市场的要求很难，只能考虑门槛较低的二板市场；而在二板市场中，又以美国的纳斯达克市场最出名，是它培育出了微软、英特尔、戴尔等一批世界著名的信息产业巨型公司。作为中型企业成长的摇篮，二板市场只要求有400万美元的净资产，但公司必须成长性好，对未来的销售额利润率则要求年增长超过25%。吴瑞林当机立断，选择了纳斯达克证券市场。
1992年2月17日，侨兴环球股票在纳斯达克正式上市，从而开创了中国民营企业境外上市的先河，成为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第一家中国私营企业。当时，侨兴的发行价为每股5.5美元，一次性筹资890万美元，上市费用仅花了150万美元。
一个远在美国的投资者，他凭什么去买中国企业的股票？吴瑞林从一开始就思索这个问题。针对这一点，吴瑞林在美国对投资者大谈特谈中国电讯市场的惊人潜力，那段时间，吴瑞林成了纳斯达克股市上“最有魅力的一个中国人”。
不过，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如何在公众面前塑造形象，侨兴毕竟没有经验，结果上市后股价很快跌到了3美元左右。后来，吴瑞林把他写的一篇文章《立马关前，从容不迫》译成英文传了过去，侨兴环球的股票很快炒起来了。1999年11月17日，侨兴股票日涨幅达268%，吴瑞林股市上的财富在一周内增加了1.5亿美元。此后，侨兴股价持续位居纳斯达克10大涨幅之列，最高升至71美元，现在则稳定在每股35美元左右。
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下人，到现代企业的亿万资产老板，吴瑞林完成了一个中国普通农民的梦想。
（张立俊摘自《百姓健康周刊》2001年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