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 玉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有了这一方水土的地理环境，就有了这一方水土人文历史生成发展的土壤和背景，并养育出生长在这一方水土上人的性格和行为特征。城市和地域的个性就是城市的灵魂，细品起来，也是颇有趣味的呢。
中国六大古都之一的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成。先是选定了全城自北向南的中轴线，在其中心部位设“中心台”建钟、鼓二楼；在南面修筑“大内”及皇城，明军攻克元大都后，改称其为北平，并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将皇城（紫禁城）南移；大城（北平城）北墙向南缩进五里。1403年，北平改为北京。1420年，明朝正式迁都；1553年又加筑外墙。这种格局一直维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数百年间无大变化。
北京的道路如棋盘形，横平竖直，方方正正。有外地人问路，老北京会“上北下南”地指点，一般绕不了远。也不会迷路。如今更是围着紫禁城一圈圈地二环、三环··· ···“圆”下去，显示出皇家、中心的气派。城市建筑也呈盆地形，中间低，四围高，在城中心立着时，谁也甭想盖过皇家宫阙。新北京发展后，仍保持着宽松、疏阔、大处落墨的一贯风格，即使在人流量最多的王府井、西单商业街，于拥挤中也不无开阔之感。
北京的内四城中，以中轴线划分东、西两城。有皇城的一部分，又合称“北城”；其中又有“西富东贵”之说，即西城富商人家多，东城为官者多。北城文化承继了皇城文化的衣钵，带有贵族气息，人们言行举止斯文、典雅；典型的北城语言被称为“北京官话”。崇文、宜武在东城、西城之南，合为“南城”，旧时居民多为平民百姓，口语被称为“胡同语言”，现当代的北京是一个充满了活力的移民城市，所以又有了“夹生文化”（外来人与土著人融合过程中的文化），以及“外城文化”（内四城以外的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的近郊文化）。身居皇城的子民们，信息灵通，见多识广，特性中具有“政治性”即使普通百姓，热情豪放中也掺着几分狂傲。北京的“爷”很多：有钱的——款爷；做摊贩生意的——倒爷；跑跨国生意的——国际倒爷；就是蹬三轮的，也是“板爷”。还有能说会道的“侃爷"，开口就是亚洲金融风暴、美国总统访华··· ···但有些人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屑做，所以北京人也被嘲讽为“能说不能干”。
150多年前，在长江出海口之一隅的弹丸之地黄浦滩，随着闭关锁国大门的敲开，古老的东方文明与新兴的西方文明以铁血相撞击，上海首当其冲成为两个圆交叠的重合之地。它不足百年便成为人类最大的定居点，曾是占世界1/10人口的最大商品流通口岸，是浮华的花花世界，是中国财富的心脏。是最西化、时髦、有着最优雅精致生活方式的地方，是冒险家的乐园··· ···
上海的马路是伴随着租界出现的，外国商人跑马踏出的小路，迅速膨胀成跑马场的“大马路”（南京路)，又由大马路派生，裂变出二马路、三马路··· ···其命名原则由英国人制定：南北走向定省名，东西走向定城市名；上海人则简称其为几马路。
上海是中国政治的温床，中国近现代的重要党派都在此诞生；它又是民国时期中国的非正式首都，一切重要交易都在其后台进行；它长时期地默默挑着艰辛的担子，曾是全国最大的纳税城。在一个半世纪里，几乎近现代中国所有的大人物，都在这里成为角色登台表演：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陈独秀、宋氏家族、蒋氏父子、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鲁迅、斯诺、荣氏兄弟乃至汪精卫、杜月签、江青··· ···它更有许多发生在这里的大事件：开埠、建租界、《申报》、小刀会、辛亥起义、《新青年》、中共一大、五卅惨案、“四一二政变”、“一二八事变”与“八一三抗战”、“一月风暴”、《中美联合公报》、开发浦东··· ···一部中国近现代史的轮廓。
它的洋泾浜英语，是大量当今生活中使用词汇的来源：三明治、啤酒、霓虹灯、浪漫史··· ···它更成就了中国最早的“香蕉人”器——买办：外面皮肤是黄的，里面却是白的。
上海人十分自傲，轻视一切外地人。市民们过着两种生活，一种面向大街：每个人都收拾得体面，纹丝不乱，十分敬业，公共意识比较强；第二种则是在弄堂及私人家里的：穿家常衣服，头上做满发夹，男人们围着花围裙洗碗，女人们精明而实际地算计着一切。所以，当年全国只有上海发行过半两粮票。
如果每座城市都有其特征的话，上海可称做近现代中国的缩影，是了解近现代中国的一把钥匙。
《晋书·天文志》中说：“天津九星，横河中。天津是星官名。真正给天津定名的是明永乐皇帝朱棣。他攻破南京、定都北京后，想起直沽（天津原名）渡河决定性的一战，且此处为“扼南北之交通”，“守京城之门户”，于是下旨设立“天津卫”，意即天子津渡之处。卫是军事组织，每卫驻兵5600人。
天津是退海之地，因濒海而“斥卤不毛"；又经河流冲击而成，故有“九河下梢”之称，实际只是南运河（卫河）、北运河（潞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等五河汇聚之地。人口以移民为主，来自闽、两湖、两广、江、浙、鲁、豫等地。
既是明廷在沿海所设置的卫所，天津文风不盛，“官不读书，皆武流”。出名的文人少，当官的也少。又因天津距北京仅140公里，开有租界（先后有九国租界，相当于旧天津县城的8倍），有“北京是前台，天津是后台”之说，尤其辛亥革命后，遗老遗少、失意政客、战败军阀们多在天津做寓公，一旦时机成熟，即可再次出山；而平时，则靠得势时装满黄金的口袋过“隐居”奢侈的生活。又，天津一向是商业城市，有人说其城东西长，南北短，呈算盘形，出商人。而商人中，“第一是走盐商”，“盐而优则仕，仕而优则盐”，蔚为风气，这一切，都影响了天津的社会风气：追求虚荣奢糜，不惜耗财买“脸”。面子，几乎成了天津人人格的第一标识。
天津人争强好胜，遇事即欲炫耀。有钱人不怕露富，遇红白喜事、庙节之际有“设摆”一说；澡堂里贫无立锥之地的浴客，要伙友到外面叫饭（买饭）来吃；穿衣讲究配套，新衣新帽配新鞋，都要“摆谱儿”。而日常居家过日子，他们又讲究实惠。要饱还是家常饭，要暖还是粗布衣，知冷知热结发妻。
在人际关系上，因武士风气传承，他们喜正大光明，忌蝇营狗苟；因是移民城市，他们不排外，认为见面即是缘分；邻里关系上，他们讲究互助。
天津人能说善道，词汇丰富，富于表现力和情趣，反映了他们乐观、爽朗的性格，人称“卫嘴子”。但与京城见多识广、满不在乎的“京油子”相比，他们显得有点“贫”。
广州地跨珠江两岸，是华南最大、也是中国对外通商最早的城市。秦汉以来，它即为南方对外贸易港之一；汉唐时更不折不扣的国际化了，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和商品集散地。改革开放以来，它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举国瞩目。
紧张、拼搏、功利、爱财的广州人步履匆匆，每日为生活而奔忙，心态上却又是最放松自在的。生意场上，他们不算计对方赚了多少钱，大家都觉得“有数围”（有得益），生意就做成了。生活中，富者未敢以财势欺贫，贫者也难得染上红眼病，因为机会随处有，也许明天你也是富翁了。单位里，只需凭良心干活，不必看领导眼色行事，否则，明天你也可以炒老板。住宅区中，保安24小时值班，却不会有人来关心打扰你的私生活。有外地亲戚来访，大街上他们可以大模大样地进五星级酒店，制服笔挺的门卫会为他们推开玻璃门。和同事朋友们去吃海鲜，杯盘狼藉后，却是AA制“埋单”加“打包”，谁也不觉得丢人··· ···凡此种种，就是一种得大自在的生存状态，它是精神层面上的，却又来自于按市场规律行事的物质基础。
广州人有务实精神，不尚空谈，他们用人时“英雄不问出处”，只看你有无真本事和能投资多少钱？对你是某某人的儿子或孙子不感兴趣，甚至连某某是谁可能也不知晓。
广州人吃的欲望明白无误地写在脸上。他们好吃、肯吃、会吃、敢吃；食品之丰富，世界也数一数二。有人说，除了天上的飞机和四条腿的家具外，没有他们不敢吃的。
近年来，广州人的得大自在，更反映在他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夜生活，有整个东南亚最大的海鲜夜市街；他们的防盗网，可称世界城市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他们旅游消费的比例，是国内都市居民中最高的··· ···他们是在市场经济大道上义无反顾、奋发前行的广大人群。
深圳原是广东南部保安县海边的一个小渔村。1979年，共和国百废待兴。邓小平注意到它，在这里画了个圈。时代选择了深圳。当时国务院确定试办经济特区的四个城（厦门、深圳、珠海、汕头），深圳因时代背景和地理优势：与香港毗邻，两地水陆相连，曾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是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创造出了诸多奇迹。“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即是当时建设者们喊出的最具代表性的口号之一。1992年，邓小平第二次视察后，深圳又开始了新的腾飞：打破了从前依赖外贸出口的产业格局，在维续发展以轻工、服装、手表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三来一补”时，开始和中科院合作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金融业亦成为支柱性产业，产值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15%左右，利润占全国1/4弱（上海为1/4强，其他地区共占一半）；并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做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末，当人们回首中国经济特区20年的发展时，发现五大经济特区中（1988年加进海南)，只有深圳发展得最好，成功地担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的作用，经济实力已进入全国大中城市行列：有良好的投资环境，绿地覆盖率达到50%，星级宾馆酒店、大型商业零售点星罗棋布，已初步形成了现代化城市的规模和格局。
一夜之间成为一座城市的深圳，现有人口397万，平均年龄只有27岁。来此的移民背景千差万别，但目标似乎都相同：寻求发展和财富。年轻移民们在为目标而奋斗时，他们之间的人情味却很冷漠，对所居住的城市也缺乏认同感，大家都愿意以原籍来表明自己是哪里人。一部由“深圳人写，写深圳人”的小说《我的生活与你无关》，也许就是他们心态的真实写照。
自从中国加入WTO后，经济特区在中国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从局部试验性阶段向普遍改革推进，特区已难再享有特殊政策的照顾，需要直接面对来自国内其他城市的竞争。打着“特区”大旗走在全国改革开放前列的深圳，下一步如何走，该是一个需要总结和反思的时候了。
（(李 明摘自《资料卡片》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