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 海
我的家在河北雄县一个贫困农村，我有一个弟弟。老实巴交的父母尽管拼命吃苦受累，还是供不起两个孩子同时上学。初二还没念完，我就离开了学校。上不起学却又渴望上学的我，对教师这个职业非常崇拜，觉得这个职业是天底下最神圣的职业。
两年后，弟弟小学毕业了，父母还记得我当年失学的痛苦，决定把弟弟送到最好的学校，把家中能变卖的东西甚至房子都卖了，把弟弟送进了县城初中。父母又在县城边上承包了20亩地，在地边上搭的几间小房子就成了我们的新家。
背水一战的父母对这20亩地动足了脑筋，一年四季在地里折腾，我也跟着父母起早贪黑。靠种蔬菜和其他经济作物，我们的家境很快有了好转，弟弟的学业得到了保障，水磨石地面的房子也盖了起来。
1995年我20岁，父母觉得我一个女孩子整天泥里来水里去不合适，就出钱让我在县城开了一间服装精品屋。
1997年，别人给我介绍了一位私营五金店的老板，小伙子挺能干，长得也帅，浑身透着精明。我对他的印象挺好，却又始终找不到那种爱的感觉。我觉得和一个自己不爱的人谈恋爱是对对方的不负责任，就坦白地和他提出了分手。
1999年3月5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以“山顶上的希望”为题，播放了对张胜利的采访报道——他所处的山村小学是中国“希望工程”的发祥地，他则是“希望工程”资助的第一人。电视画面上那群穷孩子吸引了我，那充满画面的穷困破败让我瞬间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时代。就在这种情绪中，我被面容黑瘦憔悴的张胜利的精神感动了，并且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当晚就给张胜利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想帮助他的愿望。
信刚刚发出去，我却又突然懊悔和疑惑：这一切都是真的吗？在物欲横流的现实生活中、真的还有这样的年轻人吗？我很担心自己的真诚被人利用。
这样想着，我实在坐不住了，把服装店的钥匙交给母亲，揣了500元钱，说我要去姥姥家呆几天，就坐汽车到了保定，又转车直奔涞源县。车出保定进入易县，便是绵延不绝的大山，越接近涞源，地势越险峻，路几乎就在悬崖边挂着。一路上，我始终在想，如果电视上的报道是真的，我就给张胜利留些钱，而且以后还要继续资助他的工作；如果是假的，我就立马返回雄县，并向人们披露事情的真相。
从涞源县城又转车，到距离韭菜山上的桃木疙瘩村15公里的东团堡，已是晚上6点。我只好住进当地的小旅店。第二大早上，我一打听，上山雇车要70元钱，我吃了一惊。从雄县辗转到东团堡300多公里，我不过用了40元，这里区区15公里就要70元，真是宰人没商量。人们还纷纷说路上的山林里有狼和野猪，单身女孩是绝对不能独自步行上山的。我把人们的劝告元全理解成了恶意，但又确实有些害怕。再一问，让人抄小路上山捎个信也要30元。我几乎气得背过气去，真想返身往回走。转念一想，既然来了，怎么也得看个究竟。我掏出30元请人捎信让张胜利下山接我。我不能白来，至少得让张胜利这个“坏人”下来上去遭一次罪。
张胜利是开着农用三轮车从山上下来的，他浑身裹在鼓鼓囊囊的皮袄和皮帽子中，只露出戴着眼镜的瘦瘦的脸，显得很滑稽。他上下打量了我一下，把皮袄脱下来甩给我说“上车吧”，就上了驾驶座。
出了东团堡就是崎岖的山路，张胜利的车无座无顶，我死死地抓住铁栏杆，身子在左摇右晃中像要撕裂一样，五脏六腑随时都有脱离身体的可能。这时，我才理解了在东团堡雇车上山为什么要70元钱，那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呀。
上山的路上，张胜利一直不说话，他的身子在山风的抽打下愈发显得单薄，我甚至担心他随时会被风吹走或折断。这时，我为自己当初对他的怀疑感到羞愧。他在上海读过书，到美国亚特兰大代表中国青年传递过奥运火炬，挣脱这样的灿烂回到条件如此恶劣的桃木疙瘩村，他需要拿出多大的勇气啊。
就这样颠簸了两个多小时，车在飘着红旗的桃木疙瘩村小学院里停下时，我已经完全瘫了，浑身只感到得硬、麻木。手脚都不属于我了，不能做任何动作。张胜利几乎是将我连拖带抱地弄下了车。
桃木疙瘩村小学还真不错，院里有卫星地面接收器，教室里有彩电、VCD机、投影仪等现代化教学设备甚至还有一台电脑，这一切与就学的18名孩子的贫穷形成了强列的反差。张胜利解释说，教学设备都是社会各界隽助的，18名学生来自周围的8个自然村。
我掏出300元钱，让张胜利给孩子们买些学习用品，他客气了一下接受了，但当我提出要在桃木疙瘩村做一名志愿教师时张胜利吃了一惊，连声说不行不行。他给我念了一段关于桃木疙瘩村的顺口溜：山高路陡道难走，常年只听大风吼；日常吃水贵如油，男人不洗脸，女人难洗头；地种大麦和土豆，丰年粮食也不够。他在解释这段顺口溜时特别强调桃木疙瘩村没水，得到5公里外的山沟里用牲口去驮。末了他说：“这里根本就不是女人生活的地方，桃木疙瘩村已经没有40岁以下的女人了。”
我向张胜利强调：“在坚持面前，男人和女人有同样的能力，你能坚持，我为什么就不能呢？”
张胜利又说他不可能给我任何报酬。我笑了：“如果图钱的话，我就不如留在老家卖服装了。我只要做一名志愿教师，和你一起教孩子们学些东西。”
张胜利拗不过我，只好同意我留下来，并提醒我随时可以走。
桃木疙瘩村小学共有4间房子，两间教室，其余两间是套间，堂屋中间隔开，里边是张胜利的宿舍，外边是他的办公室，剩下一间是张志老师一家的宿舍兼办公室。我来了，张志老师只好和爱人分居，与张胜利挤在一起，我和张志老师的爱人睡在了一个大炕上。
张志老师的爱人姓胡，我叫她胡姐。她给我讲了张胜利的一些事情，讲他爹死娘嫁人失学后如何给有关领导写求助信，讲他从上海回来以后如何一个村一个村地动员因家贫而失学的孩子到桃木疙瘩村就读，使学校的学生由当初的5名增加到现在的18名，讲他每周开车下山为学校买米买面买油买菜的辛苦··· ···听了这些故事，我不禁为张胜利潸然泪下，心中油然而生一种对他的敬慕。
3月14日，星期六，学生们都回家了，张志老师和胡姐也到山下走亲戚去了。一大早，张胜利说要到3公里外的南石盆村去看两个失学的孩子，问我一个人在学校行不行。我说我要和他一起去，他疑惑的目光让我心里有些不高兴，我迈开步先走出校门。路上我才理解了张胜利的疑惑，那种山路根本就不是我这个穿着高跟鞋的女孩能走的，每走一步，都要小心翼翼地找一个平稳的落足点，就这样还时不时地打趔趄。每到这时，张胜利的手总能及时伸过来。他的手又瘦又硬，非常有力。走得太慢了，我有些不好意思，便找话，问他为什么放弃上海一家企业的挽留回到山里，我以为他会像在电视上一样说出一些诸如山里需要之类的豪言壮语，他却抬起脚说：“你看我的脚，走这样的山路20多年了从没有摔过跤，在上海学滑冰却总是摔得鼻青脸肿，而且最终也没学会。”我说他是迷信命运，他说不是命，是顺应自然和良心，只有在大山里，才能做到心地坦然。
一路上的谈话完全是我和张胜利近距离的接触，更加深了我对他的好感。特别是到了南石盆村后，两个孩子有病的父母都表示实在无力承担孩子的学习费用，即使学校免学费和生活费也供不起，因为家里连买一个书包的钱都没有。张胜利当即表示，只要把孩子交给他就行，整个小学期间不用家长负担任何费用。孩子的父母一下子就跪在张胜利的面前。我被眼前这活生生的一幕感动了，我知道，我遇到了天底下最好的一个男人。
言多必失。与胡姐一日日的闲聊中，我不经意透露出此次到桃木疙瘩村是瞒着父母的。已为人母的胡姐着急了，当即把这一重要情况汇报给了张胜利。张胜利一听更急，说我简直是胡闹，勒令我马上下山回家，他的表情严肃冷峻得吓人。我只好又坐上了三轮车。车在山间颠簸时，我也在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桃木疙瘩村、雄县，倘若两地都有一桩幸福婚姻等待我的话，那么，一边将是辛苦奉献，一边将是富足安逸，我该做出怎样的选择呢？只是一周的接触，我知道自己并不是离不开张胜利，但我知道自己不想离开他，他需要人帮助，尤其需要一个女人的照顾。车离东团堡越来越近，我知道该是自己做出抉择的时候了。三轮车在班车前停下后，张胜利把我从三轮车上扶下来，把包递给我，说：“上车吧，回去后要向家人好好解释。”我嗯了一声，旋即又低声说：“我要你送我回去。”张胜利吃了一惊，半是安慰半是解释地说：“不用担心，都是山里人，安全得很，再说，山上还有学生等着我上课呢。”我在心里骂了他一声“呆子”，还是执意让他送，他只好给呼机留了个信息，陪我上了车。
我知道自己把他拉上车的那一刻已经选择了爱，心头像有一头小鹿般坐立不安。偷偷看着张胜利，瘦瘦的面孔，高挺的鼻梁，无不显示出一个男人的伟岸，我忽然有一种冲动，趴在他的耳边说：“胜利，你知道吗？我是要带你去见你的岳父岳母的。”张胜利平静地说：“从你让我送你回家时，我就知道了。”他的这种平静出乎我的意料，觉得身为一个女孩的自尊受到了伤害，眼泪竟掉了下来。他这才有些慌，急忙给我解释。
原来，还在上海读书时，他有一个同班的温州女孩向他表达过爱意，条件是他要留在温州工作，他拒绝了。他回到了桃木疙瘩村半年后，又有一个辽宁女孩不远千里赶到桃木疙瘩村，要与他共结连理，那个卫校毕业的女孩还准备在桃木疙瘩村开一个小诊所。张胜利也深深地爱上了那个女孩，但就在1998年春节他去辽宁时，女孩冷漠的态度让他收获的只有尴尬与失望。他带着痛苦返回桃木疙瘩村时，女孩随后又跟了来，说父母已做出让步，只要他离开桃木疙瘩村到辽宁，工作及结婚事宜一应由父母安排。那一刻，张胜利便知道自己在桃木疙瘩村再也收获不到爱情了。他当时跟我说桃木疙瘩村不是女人生活的地方，以及刚才听了我对爱的表白的平静，只是说他不再奢望得到爱情了。他的爱，只留给了韭菜山顶上的那所小学校。
末了，张胜利说：“亚萍，你是一个好女孩，说我不爱你是违心的，但说我爱你也是不现实的。你记着我或忘了我我都不会在意的。我只想把你平安地送回去，更好的幸福会等着你。”
张胜利的叙述让我再一次泪流满面，我抓住他的手说：“胜利，你放心吧，也许我不会是最后一个上山来的女孩，但我会成为第一个留在山上陪你一起经受风雨的女孩。我知道你担心我父母的态度，你是一个有作为的年轻人，我相信我的父母会同意我的选择。”
嘴上这么说，其实心中仍忐忑不安。毕竟父母只有我一个女儿，而且桃木疙瘩村的艰苦远非一般人所能想象的。父母能舍得我吗？车到雄县后，我带着歉意先把张胜利安顿在旅馆里，我不想目睹他受父母指责时的难堪。
家里已经炸了锅。父亲又黑又瘦，眼里满是血丝，母亲两眼红肿，头发乱蓬蓬的。一见我，母亲先哭着扑了上来：“闺女呀，你跑到哪里去了？”父亲手里的烟哆着怎么也送不到嘴里。母亲说服装店需要进货，托人到姥姥家叫我回来，才知道我根本没去，便撒开人马四处找，都已经准备登报了。
我急忙安慰父母说我挺好的，没出什么事。接着把我去桃木疙瘩村的事说了出来，并把张胜利赞美了一番。最后，我小心翼翼地说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爱上了张胜利，我要嫁给他。
母亲听了我的话吃了一惊，愣愣地把目光投向了父亲。父亲拼命地吸烟，脸色特别凝重。一时间，屋里的空气像凝滞了似的。终于，父亲开了口：“亚萍，涞源我去过，比咱这儿苦得多，你能受得了吗？”父亲的话让我一阵欣喜，赶紧点了点头。父亲又说，“但我和你母亲要先见一下张胜利。”我说他已经来了，就在旅馆里住着。父亲着急了：“快叫他到家里来，即使做不成女婿也是咱们家的客人啊，怎么能让人家在外边住呢？”
父亲对朴实坦诚的张胜利很满意，聊了一阵后看着母亲说，“孩子的路要孩子自己走，既然孩子认为这样能得到幸福那就让她去好好做自己喜欢的事吧。”母亲不说话只是拉着我的手默默地流泪。
后来，父亲又到桃木疙瘩村专程“考察”了一番，刚到山上，他就掉泪了，抓着我的手说：“孩子，你要受苦了。”旋即又说，“如此恶劣的环境，胜利能坚持下来，真不容易，选择这样的人为终身伴侣，值得！”
我们把婚礼定在了1999年3月23日。之所以这样急着结婚，一方面是想更方便地照顾张胜利，另
一方面是我们从雄县回来后，又先后来了青岛、天津、北京、江西等地的5个女孩，都是来向张胜利表白爱意的，胜利想通过婚礼告诉这些好心的女孩，他已找到了幸福的爱情。
结婚时，张志夫妇提出把他们住的大房间腾出来给我们做新房。胜利和我都谢绝了，我们只是把胜利原来住的小屋里的单人床换成了双人床。结婚那天，十里八村的乡亲都来了，桃木疙瘩村的10户人家家家都摆起了酒宴，比过年还热闹。我很骄傲，为自己的丈夫得到天南海北的女孩的青睐，也为他得到这么多乡亲的尊敬。
婚后，我在桃木疙瘩村小学仍是一名不拿工资的志愿教师，还为孩子们上音乐和美术课，和胡姐一起为全校师生洗衣做饭，南石盆村的两个孩子也成了我和胜利共同的资助对象。张胜利工作十分投入，在张志老师的支持下，桃木疙瘩村小学的教学成绩在1999年度名列东团堡乡10所小学第一名，2000年度又是第一。转眼间，我们结婚快两年了。两年中，张胜利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记者来访时他总是说，桃木疙瘩的希望在一步步延伸，爱情在，事业有，他的人生会越来越辉煌。
我也觉得自己是个幸福的女人，有张胜利这样的男人做终身伴侣，我知足了。
（朱志钦摘自《幸福》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