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 儿
“拉帮套”这个词，是低微的、卑贱的，只有秦老大这样的男人才被这样称呼。
虽然年轻时的秦老大跟个犍牛一样强壮，但因为家里穷，直到30岁还没有娶上媳妇。这一年，我的亲爷爷患上瘫病，一下子就栽倒在炕上起不来了。奶奶不但要照顾肩挨肩的三个孩子，还要时刻料理爷爷的吃喝拉撒。我亲爷爷和秦老大一起长大，好得只多出一个脑袋，所以很自然地，秦老大就成为奶奶家最得力的帮手。后来就有好心的乡亲们来撮合，说秦老大你就给老梁家“拉帮套”吧。在得到我奶奶的默许后，秦老大就成了我现在的爷爷。
尽管当时乡亲们对这样的“拉帮套”是认可和同情的，我父亲却把这看成奇耻大辱。父亲不能容忍自己的瘫爸爸还活着，却有另一个人履行着实际的父亲责任。不管他对自己多么好，父亲始终不跟他多说一句话。
不久，我的亲爷爷去世。父亲不到17岁就同村里的一帮年轻人一起应召到城里去建水电站，3年后娶了母亲，5年后，父亲成了正式工人。我读初二那年奶奶去世，爷爷秦老大又成了孤身一人，惟一与他做伴的是两头大黄牛。而我，每每和同学谈起家世时，我便绕过那个贫穷的老家，绕过那个瘦弱的老人。我不愿意他跟我有一丝的关联，不愿意“拉帮套”这个词带给我一生也抹不去的耻辱。
住在城里的父亲，只有年节的时候，才肯带我去看望爷爷。每次去，我们都不会在那里吃饭，尽管爷爷总是乐颠颠地忙着去村里的小卖部买豆腐买肉。我不愿意多待在他身边，哪怕一分钟，我讨厌爷爷身上那股似乎已进入血液的牛粪味儿。但我明显地感到他对我的喜爱，他看着我，那么专注地看着我——从他的眼中我感到他渴望像别的爷爷们一样，能抱一抱自己的孙子——即使是名义上的孙子。然而每一次，我都躲开了。我们离开的时候，依然剩下风烛残年的孤独的他，剩下每次他虽然明知我们不吃却还要坚持买来的菜和肉。
我上高一那年，父母双双下岗。父亲成了一个人力车夫，母亲则在批发市场替人看管衣服摊儿。他俩每月的收入加起来虽有五六百元，可光是给患有严重糖尿病的姥爷看病就要用去大半。等我高考时，家里的经济状况已是捉襟见肘。
最盼望也最怕的那一时刻终于到来：东北林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带着我的梦想飞落到我的手中。为了儿子的前程，一向打死也不借钱的父亲终于下定决心，去跟几个老工友借钱。
穷家难有富朋友。尽管父亲舍下老脸也没能借回几个钱，家家都不容易啊。眼看报名日期越来越近，我们全家人都愁眉不展。这个时候，我听到了敲门声。
打开门，门口站着我的被雨淋湿的爷爷。雨水顺着他的花白头发淌下来，一件我在读初二时穿过的旧运动装紧紧地裹在他的身上，显得异常滑稽。还是两年前，因为父亲去外地务工，善良的母亲背着父亲把爷爷接过来住过一次。只那一次，不识字的爷爷便记住了他“儿子”的家在哪里，现在想来，他的这份“记性”该是用了怎样的一种心情啊！
进了屋，爷爷看着我，笑眯眯的，表情里有一份表达不尽的喜爱。虽然我一如既往地冷漠，爷爷还是主动跟我打招呼：“斌斌，看爷爷给你送啥来了！你考上了大学，是咱老梁家的光荣呀，咱村可都传遍啦，说俺斌斌能耐大呢。”我回过头，只见爷爷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塑料包，打开，那是厚厚的一沓钱。我愣了，父亲也愣了。爷爷笑呵呵地说：“瞧你们，还愣着干啥？快接钱呢。5350元，你们没想到吧，我那两头牛还真值几个钱儿！”
父亲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根儿，他说：“俺们有钱，不用你的钱。”“得了，你有没有钱，我还不知道？别打肿脸充胖子了。花我的钱我乐意应该的。”爷爷把钱往茶几上一放，就站起身要走。母亲忙拦着留他吃饭，他瞟一眼父亲和我，见父亲濡动着嘴唇却说不出话，以为是不愿意让他留下就坚持走了。事后母亲埋怨父亲。父亲干瞪着眼睛，硬邦邦地甩出一句：“你就知道我不想留啊！”
以后在我念大学的4年里，爷爷总在我需要钱的时候来我家，总能乐呵呵地掏出一沓钱给我“零花”。我不知道没有了牛，爷爷的钱从哪来。每次问他，他都说：“我啊，有个挣钱的好门路呢。”然后就像藏着个大秘密似的冲我扮一个鬼脸儿。扮鬼脸时，他脸上那粗糙松弛的皮肤就拧成一团，清鼻涕淌到唇沟里——那样子不但不好笑，而且相当难看。已对他有了一些亲近的我，只好忍受着这副奇怪的模样。而父亲也不知道他所谓的挣钱好门道在哪里，只想是他多年的积攒罢了。
去年暑假，我跟父亲一起回老家探望病重的二奶奶。在小站下车时已是黄昏。我们从蜿蜒的土路走向小村，一望无际的大草甸子因为天旱而绿意惨淡。也就在这一望间，我看见了爷爷，正奋力地拢着大约30多头牛。年过七旬、瘦得只剩把骨头的爷爷，挥着长鞭，奔跑着，吆喝着，而那群牛根本不听他的指挥——显然它们很不满意这里的草是那么少，它们自顾自地去寻找草地，全然不理爷爷一次又一次的跌倒。
我和父亲都被眼前这一幕震惊了！
我忙跑上前，也不管自己根本没有拢牛的经验，只是帮爷爷从四面围圈着那一头头倔强的牛。等我们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时，牛群终于安静下来。再看爷爷，他坐在滩地上，张着嘴费力地喘着气，脸涨得通红，鼻尖上划破的地方渗着血，衣服上满是草浆和泥土。他大口地喘着气，好半天，才缓过神儿来。
父亲问：“咋整了这么多牛？”爷爷笑了：“都是咱们村儿的。现在放牛不好放了，都嫌费劲，我就张罗着拢到一块儿，我放，一头牛一天5角，这30多头，就是15元呢。一天15元，我这老头儿一天挣15元，你说上哪儿找这样的好差事啊。有这钱，咱家斌斌上学还愁？”
黄昏的阳光照在他那张沟壑纵横的脸上，照着他的得意，混杂的气味从他的身上散发出来，扑进我的鼻孔。我下意识地用手去揽他的肩，爷爷连忙躲开，“埋汰（肮脏），我身上埋汰！”说着就去赶牛，回头对父亲说：“快去看你二婶儿吧，我还要等一会儿。草少，牛还没吃饱呢。”暮色渐深，听着爷爷那声嘶力竭的吆喝声，看着他深一脚浅一脚奔跑着的背影，我鼻子一酸，眼泪涌了出来。
一头牛，从早放到晚，收5角钱。我的爷爷就这样一点一滴地积攒起孙子光明的未来，等爷爷把牛一家一家地送走，再回到自己的小屋里，时针已指向8点。父亲破天荒地为爷爷炒了几个菜，买来一壶酒。爷爷看到他不在家从不会亮的屋子有了灯光，灯光下有他几十年来一直视若自己亲生的“儿子”，和倾尽全部心血培养出来的孙子在等他回来吃饭，老人家竟然倚在门框上挪不动脚步。这样的情景，他盼了多少年啊！
父亲头一次郑重地呼唤他：“爹，过来吃饭吧。咱爷俩喝两盅。”爷爷浑浊的泪眼看着“儿子”，伸出剧烈颤抖的手来，父亲拉过这双苍老的散发着牛粪味儿的手，哽咽难言。我却终于忍不住喊了一声“爷”。这是20年来，我第一次喊他“爷爷”。
这个“拉帮套”的男人在70岁的时候，终于有人承认他是父亲、他是爷爷。他用无私的爱，感化了父亲和我曾经坚硬的心。
（戴月霞摘自《特别关注》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