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玥
冬末，村庄的色彩总是显得很古旧：半枯的树木和草，焦黄的田野，大地上刻着冬天的艰辛阅历。因此，新颜色的出现总是让少年时代的我激动万分。忽然有一天我们发现，村庄旁已点缀上了几树梨花，田埂上开出了许多叫不出名的小花，春天就这样不经意地出现在眼前，点燃了我们的激情。春节来了，火红的春联与原野里的花朵交相辉映，让少年们充满憧憬。
那时，邻家先生毛笔字写得好，每至农历除夕这天早上，我们就拿着红纸等在先生家的门口，请他为我们写春联。先生是晚清秀才，写得一手好字，在山村中，每年能贴上他写的对联，是一种荣耀。因此家长们很早就催我们出门，到先生家门前排队。每户人家一般要写五副对联，才能把门贴满，院门、屋门、厢房门、厨房门及畜厩（jiù）门，红红火火地贴起来，才算过春节。先生只有一双手，全村近百户人家，他即使从早写到晚，也写不出这么多的对联，于是，他便让村小学的大孩子们跟他一起写。拉纸是我们干的活计，每写好三个字，先生就会说：“拉！”我们就把纸往前拉一点，让先生飞快地写春联。写好一副，先生让我们放在地上，用碎瓦片压好四角，端详一番，说“好了”，对联就放在他家院中晒着，墨迹干后，各自卷回去张贴。不少人家得不到先生写的对联，先生就想了个办法：他只写每家院门的对联，因为那是“面子工程”，其余的门让大孩子们写。当然写得如何全凭孩子们的“造化“了，不要说把字写得端庄秀丽飘逸遒劲，能把字写对了就不错。有个孩子一次将“丰年纳余庆”写作“丰年拿鱼勤”，贴在门上，让先生瞧见了，把先生笑出了泪花。
大年初一先生要去看每家贴出的春联，大门上的不看，专看内屋后生们写的字。偶然发现有几个写得好的字，就把写字的后生收为“弟子”，手把手地教，教得有些火候了，就让他们写春联。“我老了，写不动了，我死后要是没有人写字，我们这个村也太悲哀了！”有一回先生写完春联后不无悲凉地说。
有了春联，灰色的村庄便有了鲜亮的色彩，有了春节的味道：红红的对联使我们对春天充满幻想，时间长了，我们都认为春节和春联是息息相关的，以至许多年以后，无论我走到哪里，如果没有贴春联，就觉得还没有过春节。
我是先生选中的“培养对象”。那年我写的第一副对联是“爆竹声声人间是岁；梅花点点天下皆春”，是从先生的对联书上抄的。先生初一来看联，连说了两声好，说好就是纳我为徒了，母亲高兴地说：“还不谢谢先生！”我给先生鞠了一躬。
每天放学后就到先生家练字。先生把几本字帖放在案上，有楷书、隶书，但先生不让我们练草书，先生说，初学时不能写草字，把字写端正了就行。先生让我们背帖，背完帖记住笔画的写法，就在草纸上练，每张草纸上写一行字，我们在每个字下面连写十遍，写完了由先生圈点，若写得稍好的，先生就在字下点个红点，若写得很好的，便在字上画一圆圈。渐渐地，我的红圈便多了起来。可是没等我把字练好，先生便去世了。
先生去世的那个春节，村子里照样贴满红对联，山村的春节是不能没有红对联的。但这些对联全是我带着大孩子们写的，我们的字当然没法与先生的相比，可大人们仍然觉得这个春节过得很热闹，山里人不会去追究字写得好与丑。我却不同，我觉得那个春节失去了往年的韵味，先生写字实在是写一种精神，写一种人生的活法，我们这些后生的字，没有先生的那种风骨。
比如写“人”字，先生说这字虽然只有两画，但要写端正了却十分不易，这好比做人，做得端端正正是很难的，要脚踏实地地站直了，才像个人样。又如“夫”字，先生以为是天底下立着的“大”，这个大字就是做人的本色，有本色的人才可能在朗朗乾坤下活得大大方方，光明磊落，才可能成长为“大人”。我读中学后明白了先生的话：书读好了可以做官，做官就是做“大人”。先生受旧时科举制度影响很深，就因为如此，连村小学都不让他教书。可是我却终生忘不了先生的形象，他身着发白的蓝长袍，蓄着山羊胡须，眼球常带有血丝，手执土红色的茶壶，俨然一个“古人”。但先生还是会笑的，他经常给我们讲《今古奇观》里的故事，偶尔也讲几段《聊斋志异》里的，但我全忘了，因为他从来没有讲过一个完整的故事。
住在城市的楼房中，很难找到贴春联的地方，因此只要有时间，每个春节我必回老家。如今的山村虽说会写字的人多了，但却很少有人家要请人写春联，因为集上到处都可以买到印刷好的春联。我属于怀旧的人，每年的春联必亲手写好贴上，才觉得过了一个真正的春节。而且，我绝不抄对联书上的现成句子，每年都撰两副新联贴在门上，不考虑文采对仗之类，自己高兴就行。今年撰一联云：雾织轻纱田园若梦；苗泼重彩岁月似花。村中一个会写毛笔字的老师说，这字有点像老先生的了，我忙给他作揖：“我怎能与老先生比呢？我连四书五经还没有通读，字写得也不够端正，而且也难成‘大人’！”那老师说：“写字就是要有个人的风格，不然就写死了。”
我似懂非懂。
可是我喜欢乡下的春节。那里有火红的春联，有才开的报春，有放任的豪饮··· ···
（伍 任摘自《民族时报》2004年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