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耀
我的老家——大清河北的雄县一带，主食一向是棒子面，靠土地为生的农民，其第一要务便是种棒子。
棒子，就是玉米。在我参加八路军之前，一年四季都吃棒子，天天“偎”在棒子面中，那时以为普天之下都是吃棒子面的。参加了八路军，过了大清河，才知道吃小米的地方更多。八路军大部分在黄河以北打游击，所以才有了“小米加步枪”可以战胜敌人的说法。
一般来说，小米似比棒子高级一点，因为棒子是高产作物，什么东西一多，就会贬值。但我想家的工夫，第一个想的是亲人，第二个想的就是棒子，常常想得惊心动魄，口水直流。我老家那份对棒子的吃法，很是先进、丰富，也很五花八门。现在城市里常见煮棒子，却吃不出我家乡那个鲜嫩、浓郁的味道来，更别提烧棒子。在野外，两三个小伙伴用豆秸架起一堆火来，把嫩棒子剥去包皮，择去须缨，在火苗上滚动翻转，单听那“噗、噗”的爆浆声，馋涎就流下来了；放入口里，一股浓烈之香真可使人醉倒；倘若再加烧几颗毛豆伴着吃，咳，那个咀嚼咂吮之美，简直无法形容。
我们老家不吃纯棒子面，而是吃“杂合面”。棒子粒上磨时，掺入一定量的黄豆或黑豆，收下来便是“杂合面”了。这种面通常用来蒸窝头、做饼子，由于混有豆面的缘故，吃起来喧腾、香甜。曾见文章说，把玉米和豆子混起来的吃法，营养会格外丰富。于是我想：尽管大清河北的人一辈子吃棒子，但脑子不笨，大概就跟这杂合面有关吧？
若家中来了亲朋，金贵的白面无力动用，那么，杂合面也拿来待客。由此，杂合面又生出不少“粗粮细做”的花样。譬如：烙两面疙渣、薄而脆的“小火烧”；把面团薄薄包一层白面，烙“金裹银”的暄饼；把棒子经水“焯”一下，上磨过细罗，再进行发酵、揣碱，蒸成“小瓦糕”；或掺上枣面沏“茶汤”；或用一种龟式铁锅烙“炉糕”··· ···不但花式新颖，连规格也跟着提高了，论吃论看，都不算有失体面。至于碰着红白之事，大笼屉蒸“两面卷子”，既节俭，又救急。
冬闲时节，喝粥是中下层农家不可或缺的主食，差不多一早一晚两顿都要喝粥，这种粥的主料是棒子糁。糁，是在磨杂合面时，将“二烂、三烂”的玉米“硬肉”单另提出，经过筛簸，选集细小颗粒而成。熬粥时，把它们搅入沸水，用毛柴长时间熬炼，待黏度近乎蜂蜜，啊，那股由“硬肉”化成的柔稠、绵透、喷薄而出的清醇，竟是玉液琼浆，直可将通畅的温暖化遍全身。三百年前的郑板桥，写到“缩颈而啜之”的喝粥情状时，是多么动情而神往！
粥的品种很多，如：白粥、豆儿粥、枣儿粥、山药粥、蔓菁粥、放入菜叶的菜粥··· ···等等，不一而足。一般人最喜欢豆儿粥，所以，在人群中有人发牢骚时，常有“老子回家喝豆儿粥”的话，至于一插就戳住筷子的糨豆儿粥，就更名贵了。我小时候在家常喝的是山药粥，因为豆儿粥成本高，只能偶尔喝一顿；而山药粥粗粗拉拉，从节约的观点看，最合算。
1940年严冬，我在冀中除奸部受训，恰逢日寇大“扫荡”，不幸得了疟疾，无法随队行军，便同其他五六名病号，被“坚壁”在大山深处的农民家里。有两个月光景，随老乡吃沙子小米和酸菜。来年开春，部队找到我们，要送我们回冀中。我们这五六个人顿生对冀中的思念，禁不住“精神会餐”起来。患肺结核的老焦说，他回到冀中的第一大心愿，就是要吃顿“脂油饼”。我问什么叫“脂油饼”，他眉飞色舞地比画：“把白面和成稀溜软，将大油（最好是板油）剁为细丁，分层擀圆，往热锅里一拍，滋——滋——，眼看着从气泡里往外冒油花，嘿，那真是美极了！”他本来发红的双颊红得更刺眼了。我当时断定，他必是“地主老财”出身，因为这种“脂油饼”我从来没见过。
而我当时最想的却是“糊饼”。其做法是在杂合面里拌些葱花，撒少许椒盐，倘节令对时，再捋点榆钱儿搁上，将和好的面团铺于大锅的锅底，用铲刀将其摊匀，盖锅干烧，顷刻间即可焦熟。当饼子出锅后焦黄而薄脆，尤其入口后的脆生生、咸津津、淳香四溢的味道，对我来说，不啻是喜庆佳节了。
当我做这勾魂摄魄的“糊饼”梦时，正患着“雀暮眼”的病，夜里什么也看不见。可我竟牵着前面人的背包，听着队伍的脚步声，磕磕碰碰夜行百里，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回到了冀中。这毅力，这神奇，焉知不是“糊饼”的诱惑力呢？
“文革”时期的1971年，我曾带着两个十来岁的女儿被“遣返回乡”了，在老家再吃杂合面时，口味似觉大不如以前。问父亲何故，父亲说：“现在争高产，施化肥，有人种地，无心管理，当然长不出那时的味儿来了。”
（刘丽婷摘自《美文》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