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才
村庄坐落在一个鱼形的山坡上，老井刚好在村口，正处于“鱼眼”的位置。井口是四方的，水井约有七八米深，井壁的上半截由石块砌成，下半截是黄褐色的泥土，泉眼只喷涌清泉和细沙，而几乎没有淤泥，这就保证了水井的清洁。井水明晃晃的，像镜子一样反映着天空。四方的井口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人们可以站在它的四角上同时打水。
井台异常宽阔，用混凝土筑成，再抹上一层石灰，显得平整而光滑。井栏呈八角形，也全由石头翻成，那些栏杆雕刻着飞禽走兽，延续着乡村古老而朴素的石雕工艺。井台是孩子们的乐园，我们经常盘膝坐在井台上玩各式各样的石子棋，一把石子结合不同的图形，可以幻化出无穷无尽的玩法，世界在不同的组合中更新和改变。
井壁上生长着一些杂草和一些蕨类植物，只有到年底的时候，人们才会将其拔除，并把井底的泥沙掏干净，将其彻底清理一次。我对各式各样的水井充满兴趣，每到一个村庄，我都会跑到井台上去，我在井中看到了我的脸庞和身后辽阔的天空，时常跟井中的影子对视并交谈。乡村的天空没有什么遮掩之物，永远是如此蔚蓝和辽阔，然而，一个小小的水井竟然能将其容纳下来，这是事物在我的面前初次显现它的神秘性。还有，那源源不断的泉水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曾经是困扰了我很长时间的难题。我比较过不同村庄之间的水井，有的井口是圆的，井壁由十来个环形的水泥圈堆砌而成，当然像我们村的水井那样由石头砌成的方形水井也相当普遍。
乡村人家打水多靠“井篙”，“井篙”就是一根长长的竹裘，并在竹裘头上用螺丝钉装上一个可以活动的铁钩，人们利用它把一桶水从井中打上来。20世纪80年代，乡村普遍使用的都是木桶，后来慢慢过渡到了铁桶，至90年代中后期，我们乡间已经难以见到木桶了，已被铁桶所替代，后来还出现了塑料桶。木桶是由一块块桶板拼装而成的，桶板与桶板之间分布着数以十计的木头楔子或铁钉，在桶壁的表面还扎着三道铁丝箍，以使其牢固。然而，木桶毕竟并非坚固耐用之物，且不说桶口在跟井壁的无数次碰撞中遭到磨损，就是在水的长期浸泡中也会腐朽，所以，人们在挑完水后，往往会把木桶倒扣过来，以使其保持干燥而延长寿命。而“担水钩”也颇有讲究，它的主体部分是一根由木头或竹子做的扁担，在扁担的两端上挂着两个生铁打成的钩子。铁钩也分两部分组成，犹如双节棍一样灵活，使挑水者不用低头就可以顺手钩住水桶。一根“担水钩”充分体现了乡村木匠和铁匠的朴素智慧，它也符合力学的简单原理，在最大限度上贯彻了省力和好用的原则。然而，所谓省力也是有限度的，乡村中的每一样活计都是苦役，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轻松。挑水又是家务活之中最累人的，一个孩子能否帮家人挑水，这被视为他是否长大的标志。原因是，一担水的分量也并不轻。
事实上，每个孩子长到12岁都会主动帮家人挑水，甚至承担起家中全部用水的繁重劳动。通常，一个中等家庭每天的用水量是10担到20担之间，这其中包括了家庭成员用水以及牲畜喝的水。乡村孩子提前进入了成年期，而挑水无疑成了成年的仪式。当一个孩子挑着满满一担水走过村中的小巷，在大人嘉许的注视下，总会有忍不住脸上骄傲和得意的神色。这说明他开始有用了。在乡村，一切都是以是否有用为原则的，就连人也不会例外。而一个没用的人是为人们所不齿的。我也是在12岁开始挑水的，其实我一直在跃跃欲试，我憋住劲许久了，在井台上打水、挑水的景象曾多次出现在我的梦中。只是我在12岁时，身材矮小，手壁像芦苇管一样羸弱，要挑满―担水实在力不从心。我记得第一次挑水时，就因力气不足而在铺着青石的村巷摔破了一对木桶。后来，我慢慢才能轻松自如地挑水，在巷子里奔走如飞。劳动增强了我的体质，我能体会到力气在我的膀臂上缓慢生长的美妙感觉。
打水的过程是这样的：我弯着腰，用井篙钩住木桶把它缓缓地放入井中，旋即用力往下一压，木桶发出“噗”的声响，首先是桶口切人水面，然后是木桶完全没入水中并下沉，我感到水中有一股力量在扽（dèn）着我，仿佛要把我往井底拖去，我憋住气，双手交替着使劲往上拔，一桶水顺着井篙，在我的手中一寸寸上升，直至越过了井沿，完全被我提到井台上，我才松了一口气，继续打另一桶水。村人打水的姿势几乎是一样的，它仿佛是一种简化的祈祷仪式，庄重而简单。打水从祖先的手中一直传递下来，还包含着祖先的辛劳、智慧和疲惫的叹息，它几乎省略了一切多余的动作，简单、直接而有效，堪称千锤百炼，它惟一的目的乃是将水从井中打上来。
（戴月霞摘自《南方农村报》2003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