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非光
1941年6月3日，陕北地区政府正在召开县长联席会议。开会中突然阴云密布，电闪雷鸣，下起雨来，一个炸雷爆响，雷电穿入会议室，造成数人死亡。
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四邻八村。当时，延安附近的村子里混进了一些敌特，于是不久便借这件事传出了谣言，说这是老天爷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惩罚。
对此，中央社会部认为是一件重大事件，派出好多人到处调查，追查制造谣言的坏人。
延安城北面有一个村子叫傻村，村里有一个女人叫伍兰花。她的男人又呆又傻，生的3个孩子却活蹦乱跳，一个也不傻。傻男人管不了家，一个6口之家（还有一位白发苍苍的婆婆）的生活担子，全落在了伍兰花肩上。
陕北本来就是很苦的地方，加上30年代受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伍兰花怎样养活一家人，其中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汗，一般人难以想象。只是红军到了延安，实行土地革命，她家才分得5亩坡地。
陕北是个靠天吃饭的地方，风调雨顺时，农民所产的粮食尚可果腹；遇到天旱雨涝，就只有挨饿的份儿了。到40年代，偏偏连年大旱，加之这里突然来了几万名八路军，都要张嘴吃饭，因此粮食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在前方天天打仗的八路军战士不吃饭不行，粮食问题再突出，边区政府也得派人到各村催要公粮。
伍兰花家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第一年公粮任务公布后，伍兰花实在无力完成任务，就找村干部诉苦。村干部知道她家的情况，但又不敢开免缴公粮的口子，经研究答应把缴公粮的期限推到下一年。
谁知第二年又歉收。伍兰花别说缴上一年的公粮，就是当年的公粮也难缴上。
每年秋天，县、乡、村三级干部的主要任务是催缴公粮。一天，乡里的几个干部来到傻村，检查公粮的上缴情况。村干部们汇报说，别的人家都好说，只是伍兰花家不好说，求乡干部出面去动员。
村干部领着乡干部来到伍兰花家。伍兰花正盘腿坐在炕上纳鞋底，见村里、乡里的干部找上门，不问也知道是催缴公粮的，就板着脸不理睬，仍然纳她的鞋底。
乡干部们对伍兰花讲了不少革命道理，启发她为革命做贡献，主动上缴公粮。尽管乡干部说得口千舌燥，但伍兰花仍一声不吭，像乡干部们不是跟她说话一样。
村长实在看不下去了，就上前把伍兰花手里的鞋底夺过来，扔在炕上，气狠狠地说：“人家乡里的干部跑了几十里路来找你谈话，怎么能这样？”
伍兰花是个烈性女人，手里的鞋底被村长夺去后，一股怒火直冲脑际，突然站起来，从炕上跳到地上，嘴里说道：“缴吧，缴了我就等死！”然后气呼呼地从地洞里提出一小口袋粮食。
她把粮食扔到门边，用颤抖的声音说：“拿去吧，这是我们一家人一年的口粮··· ···”
乡里、村里的干部见伍兰花从地洞里拿出了粮食，认为这是“私藏粮食”，一个乡干部生气地宣布：“粮食没收充公！”
伍兰花猛地扑到粮食口袋上，用双手紧紧抓住口袋，生怕被人抢去。
“你真是一块榆木疙瘩！”个乡干部怒不可遏地训斥道，“前方的部队为咱们穷人打仗已经快断粮了，可你还忍心把粮食藏起来··· ···”
伍兰花嘴里讲不出多少道理，但她清楚，这一小口袋粮食是她全家人的命根子，粮食一旦被没收，全家人就会被饿死。想到此，她再也忍不住了，就脱口高声说道：“天哪··· ···黑啊··· ···没了粮食我可怎么活啊··· ···”
她说着说着，眼里流下两行凄楚的泪水。
"你··· ···你敢骂我们的共产党和八路军？！”村长大声质问。“骂了又怎么样？”伍兰花收住眼泪不服气地说，“骂了共产党，还骂毛主席哩！前一阵打雷，咋不把他打死哩··· ···”
“好，你竟敢骂毛主席！”一个乡干部恶狠狠地申斥一声，然后命令村干部说，“你们还呆着看什么，快把她抓起来！”
伍兰花被抓起来后，问题逐级上报，一直报到中央保卫部。事有凑巧，当时正赶上中央社会部大张旗鼓追查谣言，伍兰花便被定为典型，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央保卫部给她定了一个“反对共产党、反对毛主席”的罪名，决定枪毙她。
当时，中央办了一个内部刊物《情况汇报》，是给中央首长看的。伍兰花事件被登在《情况汇报》上，康生看到后就呈报给毛泽东。
住在延安枣园办公的毛泽东看到保卫部决定枪毙伍兰花的报道后，发现伍兰花是因为骂了自已而被判死刑时，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涌上心头，觉得这件事必须过问。于是他喊来秘书，吩咐把伍兰花带到枣园，他要亲自问问情况。
伍兰花被带来了，她并不知道坐在自己对面的人是谁，只好低头不语。
“你为什么要骂我，还要让雷打死我？”毛泽东微笑着问。
听口气，伍兰花已明白，坐在自己对面的人就是毛主席。她慢慢抬起头来，不满地瞥一眼毛泽东，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什么话也没有说出口。
“我这个脑壳真值钱喽！”毛泽东风趣地说，“国民党要它，用枪用炮；你倒好，要用雷打··· ···”毛泽东接着说：“要我死嘛，很简单，可你总得说出一个要我死的道理来嘛！”说罢倒了一杯水，递给伍兰花。
伍兰花气犹未消，不喝水，双目怒视着毛泽东，恶狠狠地说：“雷打不死就让火烧死，火烧不死就让水淹死，反正咱也活不下去了！”
“活不下去？”毛泽东似乎从伍兰花嘴里听出了什么问题，用极认真的口气说：“有什么话，你就说出来让我听听。”
伍兰花见毛泽东并没有生她的气，就把她缴不上公粮、一时气愤骂了毛主席的情况诉说了一遍，然后又把村里的老百姓因负担过重、生活苦不堪言的情况也说了不少。
毛泽东认真地听完伍兰花的话，满脸怒气地大步向窑洞外走去。
保卫处长钱益民一直站在窑洞外，见毛泽东生气地走出来弄不清是什么原因，想问又不敢问，只好拉开一定距离，悄悄跟在毛泽东的后面。
毛泽东一直走到延河边，眼望着翻滚的延河水，嘴里大口大口地吐着气。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扭头把站在远处的钱益民叫到身边，若有所思地问：“益民，你的名字是谁给你起的？”
“是我爹给我起的。”钱益民回答说。
毛泽东又问：“你爹为什么给你起这么个名字？”
钱益民弄不清毛泽东为什么要问这个，想了想还是如实回答：“家父当年给我起这个名字，大概是希望我长大能多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吧。”
“是啊，”毛泽东重重地点了点头说，“连一个老父亲都知道让自己的儿子多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何况我们一个党呢！“稍停片刻，他又吩咐钱益民说：“马上护送那个叫伍兰花的妇女回去··· ···”
钱益民不解地看着毛泽东，毛泽东解释说：“她是好人，敢讲真话，是给我们提意见的好同志。把她送回去，请你告诉地方政府，在生活上要照顾她。她家的生活是很苦的。”
就这样，伍兰花被送回家。释放伍兰花后，毛泽东便给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下达了指示，要他们深入群众，认真调查一下延安群众的负担问题和生活状况，并将调查情况及时报告。
两个月后，一份来自张家村乡的调查报告放到了毛泽东的案头上。调查报告说：“1941年张家村乡的负担比1934年有了大幅度的减少，但从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政府征收公粮数额的增加，群众的负担又逐年加重。1938年，征收公粮1万石；1939年，征收公粮5万石；1940年，征收公粮9万石；1941年，征收公粮21万石··· ···”
看毕这份调查报告，毛泽东又找来几份自然灾害的报告。上面有保安遭受雹灾的情况，有延安等地遭受瘟疫的情况··· ···好几个地区的灾情和疫情都很严重。望着这两份报告，毛泽东心事重重，一个劲地抽着烟。他知道照这样下去，人民是难以生活的，共产党和八路军也会失掉人心。在这个严重的问题面前，毛泽东经过久久的思考后，紧锁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第二天，他命通讯员请西北局负责人高岗、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八路军留守处负责人肖劲光等同志来到枣园。毛泽东招呼大家坐下后，便把那份来自张家村乡的关于农民负担的调查报告和枪毙伍兰花的报告放到大家面前，然后语气沉重地说：“这个请你们看看。看我们来陕北是干什么的！”
大家把两份材料传阅了一遍，一个个屏声敛气，谁也不说一句话，窑洞里的空气变得凝重而沉闷。毛泽东点燃一根烟，说：“不错，我们到这里来是革命的··· ···现在，日本军队、国民党顽固派要困死、饿死我们，我们怎么办？”他用目光巡视了大家一圈，见没有人说话，就接着说：“我们死了不要紧，总会有人站出来革命。但人民死了谁来革命呢？”
毛泽东又猛抽一口烟，提高声音说：“我说有三个办法：第一是革命革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是不愿解散，又没有办法，大家一起等着饿死。”说到此，他喉咙哽咽，声音发抖，稍稍停了一下又接着说：“第三嘛，那就是靠我们的两只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
高岗、林伯渠、肖劲光等同志都认为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很好，很有价值。他们认为，只要按毛泽东提出的第三种办法去做，眼前的困难一定可以克服，人民群众的负担也可以大大减轻。
此后不久，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向边区党、政、军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要求人人参加生产，解决吃饭、穿衣的问题。
1942年，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便由此诞生了。
两年后的一天，一位干部要到基层去搞调研，临行前向毛泽东请示，问还有什么指示。毛泽东突然想起了他替伍兰花翻案的事来，就吩咐说：“你路过傻村，去看看那位要让雷打死我的伍兰花。看她现在的生活好了没有，还让不让雷把我打死呀？”这位干部几个月后回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专门汇报了伍兰花一家的情况，他说：“伍兰花一家现在的日子好多了，自已种的粮食自己吃，政府免了她家的一切税，还派了互助组帮她种地。她呀，像变了一个人似的，逢人就说：'毛主席是让雷打也打不死的！‘”
经过“大生产运动”，共产党、八路军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变得丰衣足食，形势一派大好
（张有军、张文久摘自《都市新报》2003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