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 鸣
张开近视的眼，在2号站台涌动的人群中寻找，身体却被裹挟到地下出站口中。一声含混的声音响起，凭感觉，知道是父亲发现了我。在依旧不断的人群中，父亲像一只斑驳掉漆的小船，如果不是手拎着重东西，父亲会顺流向我漂来。那些背篼，柳筐却较劲似的拖着他不动。
分开渐稀的人群，我走到父亲的跟前。父亲的声音快活得像在家喊他的猪或羊。那些家畜都曾经养过，只是现在一个也不养了。地也不好种了。父亲吵吵着说：拿了点土豆子、红芸豆，还有抢子也拿来了。你姐把我送到车站上。我拎了拎四五十斤重的帆布袋，知道里面是父亲菜园里的土豆，没上过任何农药化肥的，只是平时堆在窖里运不来。那柳条编成的筐里，化肥袋包裹着的，一定是父亲的抢磨工具。父亲说：片子我也拿来了。你姐还不让我拿这些土豆，说过些天用客车捎来。这些土豆还挺沉，我来背这土豆袋，你拿这筐。如果不是我背起那大袋的土豆，父亲还会喋喋不休地介绍下去。见我弓了腰，父亲往上提提他整个冬天都要戴着的松脖套，遮住他的鼻孔和嘴巴，又咳嗽了两声快步地跟了上来。
我知道，那咳嗽是因为肺炎。那片子是在县城拍的肺结核胸片，而县城的大夫未能确诊，这次来，想到专门的结核病院再进行检查。如果已好，打算让父亲过来，磨剪子抢菜刀。父亲还算同意，并计划着买一个话筒录好音，一按按钮，那吆喝声就会在市场或住宅区回响。我对父亲说：那应把《红灯记》里的吆喝声找来。我想和父亲幽默一把，声音太小，父亲没有听着。连续半年的链霉素治疗，已使父亲的听力减弱，我没再接着说。
我尽量地直起腰，背那越来越重的土豆袋，这样的姿势会好看些。只是直腰需要一个限度，否则那重物会将我向后拽倒。我试图带着父亲穿过不息的车流，父亲却快活地说：没事，我会躲车，我眼睛看着呢，车也不愿意碰着人。我没理父亲的话，如果我不截住父亲的话语，父亲会把我的思路拖曳过去，然后跟我讨论车不愿意碰人的问题。阳光很好，东北大年刚过的正月，这种天气很难得。广场上的年轻人都摘掉了帽子，一个个灿烂地张扬着青春活力的面庞。这样的天气，和父亲走在车站广场上，真的挺好。
父亲在身旁问道：坐车走吧。我点点头，和父亲登上那种看上去干净明亮自动收款的公交车，突然又想，也许应坐那污浊拥挤的小公共的，但脚步已经踏上了公交车的踏板。
窄窄的过道，一个背土豆袋的男人会很突出。父亲拎着他的筐子，用满是裂缝和裹着胶布的手使劲地抓着扶手。父亲一定又是许多天没洗脸，乡村的灰尘会使他的脸显出一种缺乏营养的灰黄。不用说，我知道，我们父子霎时吸引着满车的目光，那些目光从上到下，从前到后地打量着。
我瞪起眼睛，去迎战那些探寻惊讶或不屑的目光，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车厢里很静，只有我和父亲在过道上小心移步的声响。我们不能不走，除了后排角落中尚余的座位，我们的确需要走到角落中。
司机适时地放起了VCD，车厢里响起一连串火暴的东北民间音乐。有两个人从远处跑来，那男的刚从后门跳上车，后门便“咣”地关上了。那女人倒也明白，便跑到前门上车交款。司机不客气地喊：那男的交款。那男的气恼地喊道：一会儿就交。满车的眼光都是闲着的，便又皮影戏似的看这一幕。那男的有些像潘长江，这时满车厢扫了一眼，很快打量到父亲、筐子和土豆袋上。那男人粗暴地吆喝：筐子拿下来。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没有动。除了角落的座位没法坐，我还不接受他的方式。那男的看了看随后上车的女人，大声地说：筐子也能占座位吗？！父亲便站起来说：你坐这里。
于是，70岁的父亲手抓着车顶栏杆，我用手抓着土豆袋坐在父亲的身边。我想站起来却没有站起来，倘若再发生争执，满车的目光依旧会吸引过来。我只有忍耐着，沉默着。
父亲似乎没有在意，眼睛东望望，西望望。车窗外的风景显然十分新鲜地吸引着他，我再次意识到，父亲的确是久不进城的老农了。
那个曾从北京精简下放的工人早已不见了，只是时光，又把他的儿子，塑成一个满身敏感与虚荣，却总是游走在城乡边缘的人。车到站了。我拎起那筐子交给父亲，再一用力，拎起那座位上的土豆袋。我用力的姿势吓了那男的一跳，我却逃避似的领着父亲下车。
我和父亲走在城市的街头，冬雪初融，道路便泥泞了起来。父亲的话少了一些，也许是因为我话少的缘故。我依旧是弓着腰，背着那绿色的没施任何化肥与农药的土豆袋。父亲的眼依然是东张西望，他是在记路标。只是父亲看的动作有些大，还有些窥探的样子。我的脑中却回想着刚才车上的情形，除了想象着应抽出抢子，毫不客气地敲那男人的头，还想着为什么不能心平气和地迎接那满车的目光，为什么要气恼，要敏感。我还设想一种情形：有一天父亲背着他的磨石和抢子走街串巷，一边按着他的录音喇叭，吆喝着磨剪子抢菜刀。而我坐在公家的车子上，那种红旗或奥迪牌子的，那种市民眼光中意味着什么的车子，然后遇到父亲。我问我自己：如果我有机会并且可以走下车来，我是走下来还是视若无睹地逃匿过去，待回到家时再弥补心灵的惭愧。如果情形不方便，我肯定会是后种情形。可是父亲如果如同站台上一样先瞥见我，又瞥见我的视若无睹，父亲会是怎样的心情？我说是因为公事不便，可如果父亲是另外的一种情形，做着官或是资本家的，我还会视若无睹吗？
我不以为这是虚荣，我感到一种强大的势利背景。这样地说，并不是想逃脱（有的时候，战胜虚荣容易，战胜整体背景很难，战胜自己更是难上加难）。快到家门时，父亲的话又多起来。父亲说：没事的，你不用管我，我哪里也走不丢。刚才我已经记下暗号了，那边路上有堆雪，拐过来有堆煤，走进来的路边上，还有一个人卖小兔子和荞麦皮。
我没理父亲的话茬，卸下那沉重如山的土豆袋，和父亲一前一后地走进门去。
（梁宝民摘自《中华散文》200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