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换运
经历了百年风雨的独门小户孤寂地藏在一片绿中，远处的村庄如滚滚波涛向这里奔涌，说不定哪一天就把它淹没。
冀西平原上最有名的河是西出太行的滹（hū）沱河，与滹沱河一样逶迤（wēi yí）东去的还有许多河，因其小，便不出名；也因其多沙，被当地人叫成这样或那样的沙河。这独门小户，就坐落在滹沱河北去几十里的一个沙河南岸。
如今的沙河已经没有一滴水了，只有被取沙人挖得一个连着一个的大坑，甚至都没有河的模样了。多少年前，这沙河里的水滚滚滔滔，舟船往来，河两岸的庄稼也因水的滋润长得不错。那时候，地广人稀，好远看不到一个村庄，荒地也多。百年前的一个春天，漫天黄沙还在翻卷着的时候，河北岸那个村里一位大户人家的公子哥不知道什么原因竟跑到河南岸来，在袖筒里揣着手，紧蹙着眉头转悠了好几天突然眉开眼笑了。他在这远离四周村庄的地方，买下几亩地，盖起几间土坯房，孤单单地开始了自耕自足的生活。
几年后，小院里有了女人的笑声。又过了两年，女人的笑里添了婴儿的哭声。这个时候才真正称得起独门小户了。
有了女人，有了孩子，而且还会有孩子，男人觉出了肩上的担子沉重，比以往更勤劳，种着原来的地，又去拾荒，大片大片的庄稼地便从小院的北边往河岸那里延伸着。那时候，男人整天土头泥脸的，皮肤因风吹日晒而黝黑黝黑，女人就笑他像头猪，一天到晚就知道拱地。他不嗔怪，还真觉得自己应该像头猪把一块又一块荒地拱得松软了，就可以种出好庄稼，他和子孙们就可以在这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繁衍生息。一个乡下人，在那知识传播极受限制的岁月里，或许想象不出王国是个什么样子，但对身边的地看得很清楚，他也想拥有比别人多的土地，那会让他感到自豪、愉悦。冬天里，他喜欢在有阳光的日子，背上孩子到地里转转，亲近着他开垦出来的土地。或是从一个沙梁转到另一个沙梁，盘算着来年春天在什么地方开荒。
刚搬来时，院里栽了枣树、槐树。几年后，槐树长高了，枣树挂枣了。春天里，小院里溢着槐花的香气，撩拨着女人的心，女人就采摘些，用玉米面蒸成菜团子，一家三口便吃得很香。到了秋天，挂满枝头的枣红红绿绿，同样撩拨着女人的心，她也摘下些，用玉米面蒸成窝窝头，一家三口同样吃得很香。女人手巧，豆瓣酱做得很有味道，每年夏季她都用男人种的黄豆做酱，能吃到第二年夏天做新酱的时候。当劳作了一天的男人用大葱蘸着酱狼吞虎咽时，女人心里总有一种温馨的感觉。可是，小院里仅有一家三口，她又不能向别人诉说，惟有在夜里以女人特有的方式把自己的满足感传递给男人。要么，就是在男人下地的时候，她会牵着孩子的手跟了去，与男人做会儿伴，说会儿话，让男人多一份高兴。在不能与他人交流的日子里，一家三口人也只能用这类方式来满足自已且让对方满足。在南方的山里，一家一户居住在一起，远离着他人，已是祖祖辈辈相传的习惯了，人们已经适应了，而在北方，离群索居，是需要岁月的磨炼和风雨摔打的。
寂寞而满足的日子流逝着，地里的庄稼一茬一茬收获着，这独门小户里也添着人口。女人来到男人身边的第十个年头，小院里已有三个牛犊子似的小男孩了。当小男孩长成大小伙子的那几年，人们常常会看到，四个男人一天到晚忙碌在地里，庄稼长得就好，房顶上装玉米的囤有好几个。夏天，一家人围在门口的树阴里吃饭，那碗里的肉菜，手中的白馍，着实让过路的人垂涎。每逢过年，院里那高高的杉杆上就会挂起一串红灯笼，周围村里的人们都能看到，那是独门小户的人在向三里五乡的人喊着：这里有一户人家。也就在过年的时候，爷儿四个方能安安稳稳坐下来，围在方桌旁，说说话，喝喝酒，聊聊今年的收成。几乎成了惯例的是，大年三十晚上，女人会在男人戏谑的支使声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零花钱分给几个儿子，让他们在正月里赶集看戏时买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年龄小的时候，年初一给些压岁钱，总够孩子们正月里花的。
年来年去，那三间土坯房代之以七八间砖瓦房，小院里就响起陌生女人的笑声了。三个男孩中的两个娶了媳妇，为这独门小户添了新的生机，也带来新的希望。美中不足的是，这独门小户与外界接触少，提亲的也少，娶来的媳妇一个是近亲，一个是逃荒的。虽是这样，小院的第一代人仍是很满足，并为家庭的兴旺做着更远的谋划。
有了媳妇的儿子，一个出去做过学徒，一个做过生意，但都没有真正离开过土地。一家之主由光棍一条成了十来口人家的主人，做事情自然比过去要有些条理了。他对土地的占有欲望随着人丁的增多而增长，便支使着儿子媳妇们去开垦更多的荒地，种庄稼，也种树。有些年里，院子周围不光庄稼长得好，梨树、杏树、枣树、杨树、苹果树也是成块连片。初春时节，花团锦簇五彩缤纷，使多少过路的人驻足观赏。秋收的日子，庄稼熟了果子熟了，地里和院子里就会飘着男人和女人们的说笑声，就会晃动着娃娃们跑来跑去的身影。两个儿子在外头结识的朋友有时也会来凑热闹，门口有了乡下少见的自行车，地里院里就响着南腔北调的吆喝声，且日日飘着酒香。
平时，这里的白天是热闹的，晚上却是静谧的。有活干的季节，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吃过饭，在堂屋里或院里说会儿话就各自回到自己的屋里，过不了多久，油灯熄了，院里便静得能听到鸟在枝头振翅的声音，就连白天听不到的河水声也能听到了。冬天里，只有老两口屋里的煤火烧得旺一些，吃罢饭的人便在这里多坐一会儿，说说话，或是剥剥花生，搓搓玉米棒，直到困了才回自己的屋里。
冬天里没有活干，男人们会出去做些事，或是到远处的村里找人说说话；女人们便做些针线活，剪纸，糊些怪模怪样的纸人玩。时间久了，竟有人练就一手不错的剪纸活，且能把纸人扎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附近村里的人知道了，逢年过节或婚丧嫁娶，就有人来要剪纸或是要扎的纸人，女人们便与村里的人有了些接触，且有机会走出自己的家，到村里与女人唠些在家里唠不着的话。这时候的女人，都比平日里显得活泼些、快乐些。
或许是因这独门小户的所在是几个村的交界处，村里人无暇顾及，也许是这里的土地多是独门小户的两代人开荒开出来的，所以，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这独门小户人均土地虽然不少，却没有谁来过问，依旧过着恬静舒适的日子。20世纪50年代，村里人纷纷入了互助组、合作社，却没有谁来动员这独门小户入社。独门小户也没有入社的愿望，照旧过着自给自足、自得其乐的日子。当那些人民公社社员赶着大车小车往粮站缴公粮的时候，独门小户人家的男女则把家里装得大囤满小囤流，过年时贴在大囤小囤上的“福”字，流露着一家人的喜悦与满足。
远离着人群，远离着社会，也远离着政治风云，独门小户安安静静地过日子，跟解放前没有任何区别地种地、种树。地多人少，庄稼侍弄得也好，粮食总能自给有余，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周围村里人上顿不接下顿，以糠菜树皮充饥，惟有这独门小户里的人温饱无虞。有人来借粮，有人来讨口饭吃，他们总是尽力给予接济，让来者满意而去。有时候，村里有人想过来帮着干些活，以求吃上几顿上好的饭菜，独门小户人家也明白村里人的心思，便顺水推舟在春耕和夏秋的收获季节让村里的一些人来帮忙，备了酒饭招待，也不用付工钱，皆大欢喜如今，独门小户人家的后代回忆起来，仍略有些自豪地说，三年困难时期，他们家可没有受过食不果腹之苦，倒经常吃白面馍，吃肉菜炖粉条。
不过，十几年之后，他们的日子突然有了变化。合作社高潮时没有引人注目的独门小户，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三年引起“革命群众”的注意，他们认为这里是最典型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货色，必须彻底干净地铲除、割掉。
有一天，安静了几十年的小院，涌来了激情高涨、愤怒不已的“革命群众”和“革命造反派”，他们勒令独门小户必须加入人民公社。那时候，独门小户的创始人已经作古，第二代人做出了入社的决定。可是，他们没有加入人民公社的其他资本，要求他们入社的人想到了生长了几十年的树木。那些树木已经成林，几百棵高耸入云的白杨树多是粗得两三个人搂不住，这曾经是独门小户的骄傲和未来生活的希望。那个独门小户的创始人曾经不止一次地告诫子孙们，不能种庄稼的地就要栽树，树就是钱，就是粮食，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树就能救人于危难。可是，要入社了，这些就不必去想了。在好几天的时间里，有几十个青壮年劳力忙碌着，吆喝着，终于在少有的兴奋中把大树一棵棵刨倒了，刨光了。曾经是荒地，也曾经生机勃勃的地方又成了一片荒地，这时候人们才看清楚，那里是一个个沙土岗。那树，就是在沙土岗上顽强地生长着。多少年后，有人站出来打抱不平了，说要求独门小户入社是对的，但不能不给任何报酬就把那么多的大树刨了归公，于是独门小户就得了一笔款的赔偿。
不过，自从加入了人民公社，独门小户不再拥有所有权属于自己的土地，男女老少逐渐适应着到生产队里干活，后来，又逐渐适应了在责任田里劳作。如今，远离独门小户的村子在扩展，一天天向独门小户逼近，独门小户的后代有的已经搬到村里居住。每年春节，这里仍有红灯高挂，只是不再挂在高高的杉杆上，而是挂在门口，远处的村里人就看不到了。
（石河北摘自《大时代》200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