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格格
我曾经在回北京的第一天，为卖菜人一双麻木的眼睛而震惊，而后我对着平坦的可以和国际标准的高速公路相比的二环路发呆；我坐在比北美任何地方都要拥挤繁忙的麦当劳餐厅发呆；我立在明亮光鲜的东方广场发呆。在国外，我曾经给那里的同事描绘北京，所有这里有的快餐连锁店你都可以在北京看见，所有你在这里看不见的欧洲品牌在北京也可以看见。她们于是惊呼，那北京和这里有什么不同？那些茫然的眼睛，那些麻木的眼神，却是不同的，在这里几乎看不见，即使是喝醉酒的印第安人从我们身边走过，也是斜睨着没有窘迫的眼神。
曾经很仔细地思考那些眼睛的不同。加拿大也有卖菜的，夏天农人喜欢把新鲜的菜摆在农贸市场，那样可以比在超级市场卖更高的价格。他们喜欢大声吆喝和顾客开玩笑，用劳动者最朴素的快乐。那里也有餐馆工作的服务生，也有在咖啡店卖咖啡挣最低工资的店员，我从他们的眼睛里看不到迷茫。为什么呢？
我问自己，如果我是那个路边卖菜的人，我怎么样才可以离开这个境地呢？回答自己的是：上学去，无论上什么学，知识改变命运。
“知识改变命运”的口号太大了，以至于我们开始迷信知识和教育。然而，那个卖菜的年轻男人没有知识吗？也许他是一个高中毕业生呢。假如这个有高中学历的年轻男人想在近期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可以做到吗？他来到京城，他想学一门专业应用的技术，他可以做到吗？他可以做到，因为我在《青年文摘》上看了一篇文章，讲一个想做律师的青年人，用了近十年的时间，边做鞋匠边读律师的夜校。整整十年啊，他住在简陋的窝棚里，边钉鞋掌边用油腻的手翻书。当他成为一个中年鞋匠的时候，他得到了一纸律师证。这个时候他的父母已经去世了，他没有尽孝。他差不多四十了，也还没有娶妻。也就是说：他几乎放弃了所有做人的快乐，为子为夫的快乐，在鞋摊边上得到了知识。而这个知识的确是在没有带给他任何收益的时候，已经改变了他与其他人的命运。我看见的那个目光呆滞的卖菜人，如果要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是否也要和这个鞋匠一样呢？那个鞋摊律师成了为人所知的小名人，据说有人请他到各大学去讲演。这是一个意志多么坚定的人啊，这是一个求知欲多么强烈的人。然而，这就是“知识改变命运”带给一个求知识的人的命运吗？
可是没有人这样想：一个人耗尽十年为人之乐，为人之尊严去得取知识的道路，是一个国家的痛，是一个政府的痛。路边的卖菜人麻木的目光被人忽视的时候，我们早就忘记了，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有生存的机会和尊严。
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加拿大农夫和一个中国卖菜人的眼神不同。我不敢说是全部原因。一个卖菜的，也许是一个北京近郊菜农，他目光的迷茫是因为自己无法轻易地改变自己站立的地方。他要吃饭，他要生活。他于是尽管不情愿也依然麻木地站在那里，受着别人的白眼。一个加拿大农民呢，卖菜是他自己的选择，也许是他祖父的一个产业。这便是他们的不同。一个有选择，一个没有选择。一个是自己的主人，一个是命运的奴隶。
一个北京街头卖菜的年轻人怎样改变自己的命运。让我们假设他不是最不幸地生在最贫穷的山沟，他的家境还过得去，他的大姐二姐没有读完初中，而他读完了高中。然而他不是最拔尖的学生，他没有考上大学。于是就失去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进了城，站在北京街头卖菜。下一步呢？他也许会积攒点小钱，做个小生意，成为北京街头炸油条的早餐摊的一个。娶一个媳妇，也许回乡再开一个小杂货铺。这样的一生很平稳，但是和知识无缘。也就是说，知识改变命运，这个命运之神的恩顾只是在那一线间，你错过了，就再和知识无缘。如果你继续追寻呢？就和那个修鞋匠出身的律师一样，用生命去换取一纸律师证。
“教育水平进一步提高。到1999年底，全国已有一半以上的县市区达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全国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9.1%，小学和初中升学率分别为94.4%和50%。到2000年底，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比重为4.7%。” （《我国进入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的标志是什么》2002/11/12中经网）另一项指标称我国高考考生录取率为52%，而初中升高中率是50%，如果这些数据没有水分的话，那么中国的年轻人中，最最乐观的大概5个人里有一个可以用知识改变一下命运。中国据说有80%的农民，我相信在农村，孩子的升中学率、升大学率大大低于这个估计的数字，那么没有进入大学而成为卖菜的、打工族的青年，他们用什么方式改变这个命运呢？
另一个加拿大的卖菜的农民，与前者年纪相仿，也不想做农民了。很简单，他可以申请一个学院（相当于大专）的课程，只要他的高中成绩基本及格。他也可以申请一所大学，只要他的高中平均成绩在70分以上。假如我们说他的成绩不够，他的高中英文不及格，他可以边修大专边补ENGLISH 30（可以代替高中英文课程）。你大笑说，他如果没有钱呢？没有钱他可以申请政府的学生贷款，并且打工。一般最基本的学生贷款可以保证学生的学费和一个月500加元的生活费用。大部分自立的加拿大学生都是借学生贷款来完成两年（大专）或四年（大本）的学业。也就是说加拿大的青年人，在有愿望、有时间的情况下，都可以进入高等学院学习，除非他（她）的智商不够。那么一个卖菜的小伙子只要愿意，并且认真学习了，就可以完成学业。有了一张大学文凭，他也可以穿起西装打起领带进入一家大公司成为白领。目前就地方城市而言，卡城高等教育人数比例为65%，失业率为7%左右。我们强调的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个作为人的自由选择，他如果想读书，他有一个正常的途径可以完成。
《独立宣言》中有这样一段话：“造物主赋予人们以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不可以要求人人的机会均等，人人出生在同样富裕和有知识的家庭，因为我们不是上帝。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相信，在一些国家，他们在努力促进一种受教育的机会均等。
知识改变命运？
然而我们看见街边异乡人的悲伤眼神了吗？我们听到卖淫女郎因为怕被警察查抄从后门裸奔在大街上了吗？我们看见进城的打工族住的地方了吗？我们有没有问过自己，这一切是为什么，有什么可以让他们改变命运呢？
什么时候，我们的教育可以让一个中国菜农和一个加拿大菜农一样，能自由地选择他们的路径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相信这句话。什么时候，当一个卖菜的年轻人承认他不继续用教育改变自己所处的地点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而不是外界原因，不是经济、社会的外部原因的时候，我们才相信这句话。
否则的话，我们的教育甚至满足不了一个人维持自己的愿望和自尊。
（林 立摘自《百姓》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