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岸
早些年，黄泥湾一直不通电，山外很早就用上了的打米机、磨面机，在黄泥湾却得不到使用。人们依旧用碾子碾米磨面，碾盘就架在村前那棵老榆树的下面。
每天傍晚收了工，家家户户的房顶上袅袅腾腾飘散出淡蓝色炊烟的时候，碾盘准会唱起一支冗长而单调的歌。黄泥湾傍晚的宁静便在这老掉了牙的歌声中越走越深，直至东方欲晓。
也不知从何时起，碾盘旁边钻出一个黑瘦的男孩。男孩站在碾道旁，默默地看了一会儿，默默走上去，推起了碾子。碾子的歌声便激越欢快起来。推碾子的男人瞅空儿赞许地拍了拍男孩硕大的头颅，男孩更卖力地推着碾子。吃晚饭的时候，自然就少不了男孩一碗稀饭和一块馍。
男孩就在黄泥湾住下来不走了。夏季睡在碾盘上，冬季住在牛棚里，每天都帮人推碾子，混点吃喝。男孩无姓无名，因他整日不知疲倦地推碾子，有人便叫他“推子”。喊他推子，他就答应，于是推子就成了他的名字。
推子吃百家饭，穿百家衣，慢慢长大了一些。先前推子帮人推碾子，毕竟身单力薄，推了一阵儿就成了碾杠上的累赘，只吊在上面大口喘气却使不出力气。长大了一些的推子就不一样了，不管谁家碾米磨面，男人就不必来了，推子一个人就将碾子推得呼隆呼隆响。推子不光推碾子，还能干很多活儿。不管谁站在门口吆喝一声推子，推子就应声而至，牛一样干活儿。牛一样干活儿的推子有牛一样大的胃口。推子帮一户人家干活儿，所得的饭食远远满足不了他饥肠辘辘的需要。他只有一户接一户地拼命地帮人推碾子，拼命地帮人干活儿，才勉强果腹。
再长大一些的时候，推子就出落成一个壮小伙子，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靠工分吃饭。可是分值太低，一年下来，推子是严重的缺粮户。推子自己有口粮，再帮人家干活儿，基本上是义务劳动，几乎得不到一茶一饭的报酬。那个年月，谁家的日子又能宽裕多少呢？
后来，一天傍晚、有人去磨面，碾滚却不见了。那么大的一个石头家伙，足足有二百多斤重，能到哪儿去呢？那人找了一圈儿没找到，正要作罢，无意中一抬头却见碾磙稳稳当当地卡在老榆树的枝杈上。
俺的娘哎，碾磙上了树了！那人惊讶得眼珠子瞪得比牛眼睛还大，狂呼起来，都来望呀，都来望呀··· ···
人们齐齐聚集到老榆树下面，目睹了碾磙上树的奇观。人们几十代上百代，啥稀罕事儿没发生过，可谁又见过这样离奇的事儿呢？
人们叽叽喳地议论了一会儿，可还得将碾磙弄下树啊。但人们都面面相觑起来，大眼瞪小眼，站着不挪窝。说得轻巧，谁有那本事？碾磙那么重，平地搬起来就了不起，还能上树去搬？搞得不好落下来，砸破了碾盘事小，砸断了胳膊砸断了腿砸碎了脑袋那昨办？
终于有人想到了推子。这种事儿，只有找推子了。
推子来了。推子走路软绵绵的，脚底下像踩着一团棉花。人们七嘴八舌把事儿跟推子说了，推子没说搬，也没说不搬，只说，我饿了，没劲儿。
馍拿来了，饭盛来了，推子囫囵吞枣地吃了。吃罢了，推子抹抹嘴，猫腰上了树。他蹲在树权上，双手抱着碾磙，说时迟，那时快，扑通一声连人带碾磙落在地上。人们都普遍感到地皮在轻微地震颤。推子将碾磙轻轻地放在碾盘上，掸一掸衣袖，走了。
从那以后，碾磙隔三差五就会上树。人们都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也不说破，只是拿来饭食，让推子吃饱以后，上树去搬。
那年秋季，部队来招兵。黄泥湾的人们都说，在部队，大米干饭尽你撑，极力怂恿推子去当兵。推子就去当兵了。推子当兵后，看见山外的人都用机器加工粮食，就想起黄泥湾的碾子，想起黄泥湾的人们一年到头深更半夜辛辛苦苦推碾子，就羡慕得不得了。
过了几年，推子复员回来，用几年间积攒下来的津贴和复员费，还借了一些债，买回发电机、打米机、磨面机，安装在老榆树下面的碾盘旁边。马达的轰鸣声，彻底地打破了黄泥湾千万年的宁静。
推子的作坊开工以后，十里八村的乡亲都来碾米磨面，生意十分兴隆，有时排起了长队。推子不讲先来后到，坚持让黄泥湾的乡亲优先、随来随加工，不需排队，且只收成本费，没钱不给也行。外村的人纷纷提意见，推子装聋作哑，仿佛没听见。
（董文华摘自《小说界》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