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雄
长期以来，在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中，5个常任理事国配备的人员最多。联合国有一本各国外交官的花名册，这本蓝色封面的花名册每年更新一次，免费向所有的代表团提供。在这本花名册上，美国外交官有110~120名，俄罗斯有80~90名，英国、法国和中国各有50~60名。这支庞大的外交官队伍中，高级别的官员俯拾皆是，如目前在我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团中，参赞级以上的外交官便有20名。5个常任理事国的常驻联合国代表，都是副部长以上级别的大使。
5个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大楼二层有一间专门的磋商室，房号为“C座209”。每逢世界上发生大事急事，5个常任理事国各级官员的磋商便会变得频繁起来。这时，该磋商室就犹如“急诊室”，格外引人注目。有时，外交官们一不留神，就陷人了记者们布下的天罗地网。
5个常任理事国的这种磋商通常由其中一国担任协调员，按中、美、俄、英、法的次序轮流“坐庄”，每次任期3个月。只要一家有要求，5个常任理事国的磋商便会随时在该磋商室举行。安理会一些重大的决议草案或主席声明稿，通常由5个常任理事国事先磋商并达成一定共识之后，才拿到全体会议上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作效率。
现在,“无可奉告”这句外交辞令已经不吃香了。在联合国，每天中午都由秘书长的发言人在大楼二层举行新闻发布会。对于当时无法答复的问题，发言人很少简单地说一句“无可奉告”。他通常会改用另一种外交辞令：“你提到的问题确实非常重要，我要去查一下。”这叫“虚晃一枪”。如果下次再无人问，也就不了了之了。
秘书长是联合国的最高行政长官，是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推荐并由联合国大会核准而产生的。秘书长万万不能说出“无可奉告”4个字。有时，为了照顾各方关切和避免节外生枝，秘书长本人也不得不借助外交辞令，如用“对某某事情的进展表示赞赏或欢迎”来代替明确表示“支持”，用“某某行动无助于什么什么”来代替明确表示“反对”。当他觉得没必要指名道姓批评某个国家政府或某一武装派别时，他便会改用敦促“有关各方”执行联合国的决议等笼统提法。这种外交辞令既点到为止，又不失面子，联合国会员国政府可以根据“有关各方”来对号入座，也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负责核查和销毁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联合国监核会主席布利克斯，受命于“危难”之时，于2002年11月下旬率团赶赴伊拉克，亲自指挥现场的核查工作。两周的核查过去了，各方都非常关注核查结果。
面对围成好几圈的记者，说深说浅都会为伊拉克和布利克斯本人带来“最严重的后果”。这时，布利克斯没有简单地用“无可奉告”来搪塞,而是巧妙地答道：“联合国核查人员查了两周，未发现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这不等于说伊拉克就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说掌握了伊拉克‘实质性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大量情报，但美国却一直未能向监核会交来过任何一份资料。”他的这种应对既清楚又模糊，为记者们留下了各自发挥的报道空间。
安理会的决议通常需要经过各个理事国大使举手表决通过，少数决议在事先征得大家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也可以鼓掌的方式通过。这只是一般的规矩。如果理事国对决议草案表示不满，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可以举手表示弃权。但也有打破常规的，即以“逃票”方式解脱自己。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当天下午，安理会紧急讨论朝鲜局势，结果在当时苏联有意或无意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北朝鲜的“武装进攻”是对和平的破坏，要求它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并将军队撤回到“三八线”以北。
这种不参加表决的方式有很大的“好处”：你不知道我是哪个态度，我又表明了我的那个态度！
上个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我国凡事以美苏划线，认为联合国安理会部署的维和行动是美苏的争霸行径，不能支持，也不便弃权。因此，每当安理会就维和行动进行表决时，我国代表团都不参加投票。结果，每次投票结束后，许多理事国的大使都前来打探我国究竞持什么态度。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起，我国调整了立场。我国代表团在安理会会内的投票态度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对许多不能赞成的决议改为弃权。
1999年，在安理会关于伊拉克问题的一次投票中，为了摆脱进退维谷的境地，法国也来了一个不参加投票。事后，法国人还专门将我国代表团当做“祖师爷”来感谢，认为大使“逃票”与学生“逃学”不一样，是一种真正的外交艺术！
联合国是一个重要的多边讲坛，与会代表们都是有备而来的，即：带着脑袋、嘴巴、耳朵和双手。通常，在国际会议上发言需要预先向会议秘书长报名，也可以在会场内临时举牌或举手发言。如果没有特别的规则，通常是先来后到，挨个排队。如果想要“加塞儿”，就必须找到一个国家更换发言时段。争取一个好的发言时段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就犹如掌勺的厨师需要掌握好开锅的时间一样。
联合国的会议通常在上午10时或下午3时进行。由于人多事杂，重要的贵宾和打杂的助手往往都难以准时与会，因此，有4个时间段为人们选择之大忌：上午第一个发言的代表大多是对“椅”弹琴：午餐前最后一个发言的代表则会目睹人们纷纷离席就餐；下午第一个发言的代表势必会同时听到台下许多回声———原来是有人在打饱嗝；晚上最后一个发言的代表则会是“月亮走，我也走，我送自己到床头！”
2001年8月，我赴南非德班参加联合国反对种族歧视大会。当时，有100多个国家的政府代表都报名发言，为此，东道主不得不安排夜会。结果，各国代表团都设法争取白天最好的发言时段。
有一天，恰好轮到新加坡代表团在夜会上做最后发言。新加坡代表站在高高的讲台上，向下一看，真是惨不忍睹：偌大的一个会场内只剩下主席和寥寥几名打着哈欠的工作人员。新加坡代表在发言时，故意改动了发言稿惯用的一句开场白，他讽刺地说道：“尊敬的摄像机镜头，尊敬的桌子们、椅子们，新加坡代表团想借此机会向你们致意，感谢你们参加这次重要的夜会！”东道国对此大为尴尬，也无可奈何。
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对于来自五湖四海和不同时区的各国代表来说，参加一次联合国会议，其三分之一的时间其实是用来打盹儿的。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内，设有沙发和椅子的地方主要包括二楼的代表会客厅和几个开放性的小会客厅、一楼的哈马舍尔德图书馆和普通餐厅、二楼的过道走廊、安理会磋商室外的休息室、地下一层的网吧区、大楼外靠东河的露天便道等，这些休息的地方免费供大家各取所需，实行的是“男女平等、先来后到”的规则。
每到中午，就会看到休会或用餐后的各国代表和联合国职员争先恐后地“抢占”这些地方。大家午休的方式也是千姿百态：既有东倒西歪、鼾声如雷的，也有头戴耳机、闭目养神的，倒从来没有看见有人围坐在一起“敲三家”的。
（王炜、周成尧摘自《世界一报》2004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