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力
去年，我在湖南湘西与贵州铜仁交界的山区搞调查。一次下乡的时候，看见一个乡里的农业技术推广干部胸前挂着一架绿色的军用望远镜，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这是在中俄边境买的，用来观察山上农民的种田情况，若农民不能规范化种植，也就是说，插秧若不符合乡里的要求，他就叫村里干部去纠正。
我到附近村里一打听，农民对此很反感。他们说村里有个刚解放时复员的老红军战士，没儿没女，前年请人来家帮助插秧，乡里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干部认为稻秧插得不直，要下到田里把秧踩了。老红军跪下，抱着他的腿苦苦哀求，但他不听，飞起脚一踢，年已古稀的老红军滚下山坡，当时就摔断了两根肋骨。周围的群众实在看不下去，围住那个人要打，吓得他脸都白了，连连说：“我也是为他好，想逼他掌握新的种植技术！”
我知道基层干部在用行政手段强行推广科技时，常爱讲“逼民致富”，意思是说农民素质低，惰性大，若不在他们屁股上踹一脚，他们不会主动接受新鲜事物，更不敢冒风险去实践。但村民们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们说：“上面要求的规范化插秧增产效果不明显，费时又费工，耽误干其他事情，算总账划不来。但像最近开始流行的抛秧，就不一样，省时省力，不用弯腰，还能增产，村里已有好几户农民采用。”|我到地头一看，果然，那几户农民正在抛秧，周围站着不少农民，问长问短，看来农民并不像干部说的那样，若真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管用的技术，他们是愿意采用的。好技术不推自开。
现在，庞大的农业技术推广系统建立于人民公社时期，那时是靠行政的手段来推广，不问农民的意愿与效益。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对这样的技术推广开始不买账了。当然若有像抛秧这样的好技术，农技推广部门做些示范农民仍然会主动去学。但问题是现在的农业科研跟不上形势的发展，这样的成熟技术毕毕竟太少，而且，农技部门掌握的技术大部分是关于种粮食的，都是为了增加产量的，而现在粮食不缺了，农民需要的往往是那些能帮助他们增收的技术和信息。因此无论是发展什么农业项目，还是推广什么新技术，再也不能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强迫农民这样做、那样做。“官逼民富”只能是为官者的一厢情愿。
回来的路上，我在湖南的花垣县城吃饭，看见街上的小贩已在卖一种早熟的桃子。我问小贩，这桃子是从哪里进的，他说是县城附近的一个镇子的，那里还有早熟的葡萄、柑橘。在沿海发达地区出现一些新品种，我不会惊奇，但在这样的地域偏僻、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国家级贫困县，还能有这样的品种，我有些不敢相信，就到那个镇去了解。
走进一个村，见很多人家门前都有葡萄架，但都是零散分布的，唯独一家是成片有规模的。我上前一问，这户姓刘的农民正是全村最先种葡萄的人。原来湘西一带的农民从不种葡萄，县城里偶尔卖一点儿，也是从外面贩进来的。他从报上看到栽种葡萄的信息，联想到本县的市场情况，就花了3000元自费去葡萄产地学习技术。并且把秧苗带回本地。他一开始按照产地的模式，拉铁丝网，一排排地种，结果通风不好，葡萄不结果。后来他就根据当地的情况，改为搭棚子，吊起来种，棚子下面通风，还可以种些别的作物，效果很好，于是全村人都跟他学。
我又到附近几个村去看，有小桃子，还有柑橘、蔬菜等适应当地的品种，大多数是农民自己培育出来的。这个镇离县城近，县城里的市场需要什么，农民们心里有数。为了赚钱，有心计的农民开始琢磨，引进或改进技术，慢慢地就培育出一些当地的品种。山区发展十分不平衡，各地差异很大，如果每村、每户农民能根据自己面临的情况，因地制宜搞些新品种，那么当地农民就会很快地脱贫致富的。
那么这些适应农民增收的新技术，是怎样落地生根开花的呢？通过这儿的调查可以看出，都是村里的农业种植大户、能人在起作用。他们家里的地多一些、钱多一些、实力强一些、人聪明一些，会比村子里其他农民在技术上的需求要强烈一些，于是他们动脑子、勤实践，自然成为现在农村中技术推广的领头人。再看看国外，与我国情况类似的泰国等国家，也是那些形成规模的农户成为新技术推广的有效载体。所以要在农村中真正按市场机制来进行技术推广，就必须使农业要素市场（土地、劳力、信息、资金、科技等）活跃起来，使农村社会分化。随着农业种植大户的涌现出新技术的推广示范就有了内在的需求，也有了可以扩散的基地和网络。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像农业技术推广这样为农民提供的一些服务和帮助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完全靠农民自己自发地去摸索，毕竟步子会慢很多，风险也会大许多。然而有没有其他途径能把农民与城里的先进技术联系起来呢？也就是说，城里已有的技术该如何下乡？我在乡镇调查时，这些问题一直在我脑子里转悠。
一次，我走到一块菜田旁，看见一个外地打扮的人拿着一些肥料在向农民讲解着。我问，原来这人是广东一家化肥企业的推销员，他正在向农民推销企业生产的蔬菜专用肥。于是我们就聊了起来。
他对我讲，他原来是当地农业部门搞土肥的农技推广员，前些年下海和几个朋友一起办了一家民营的化肥厂，专门生产适合农民种果种菜的复合肥料，此外还配套地推广一些植物保护技术和农药等。现在他们的产品不仅在广东各地销售，而且在广西、湖南等地也很有市场。我说：“你过去是官办的，现在是民办的。这两者有什么区别？”他说：“区别大了，过去是上面要我推广，干工作是为了应付上面，不问推广的效果与收益，结果自己的‘裸体工资’（即不带任何政策性补贴和附加的工资）都不能按时发。现在是我自己要推广，不推广就没饭吃，一旦推广出去了，就会得到很大的回报，而且为了有更大的回报，我们厂里还成立了研究所，专门引进国外的新配方，研究适合国内各地的新技术，这就使生意越做越大。”
我说：“你们这些民办的企业为了赚钱，会不会搞一些假的东西给农民？农民相信你们吗？”他讲：“越是我们民营企业，越要讲究产品质量，讲究信誉，因为我们再也不能靠行政命令来推销产品了。你的东西农民是要试用的，用后若效果好，他们才会成批量地买，而且还为你宣传；你若坑了农民，农民也不是好欺负的。这就像农民赶集买东西一样，他们心里有数，不怕假货。”说到这里，他非常感慨：“我过去在农技推广单位，总强调自己是国家事业单位的，但到底干了些什么事业？这些事业对农民究竟怎么样？这些问题直到我下海后才明白，农技推广是个产业，是个有着巨大效益的产业。只有把农技推广真正当产业办，当自己的产业办，才能在为农民提供的一些服务上干出一番事业！若事业与产业脱钩，将一事无成，反而会坏事，不但坏自己的事，更要坏农民的事！”
这时外面开始下雨，这春雨像雾一样细密，滋润着久旱的大地。触景生情，我不禁想到，若我们的农业技术推广办成真正的产业，那么它就会像这位农民盼望的春雨一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何保平摘自《乡镇论坛》）